2024年年底，清華大學萬科公共衛生學院李志徽教授團隊發布了一項關于“煙草對中國人口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的研究報告，該研究一經發布，便引起了國內外相關機構和專家的廣泛關注。該研究報告指出，煙草使用和暴露不僅影響個人的身體健康，還對中國的出生人口質量和數量產生了顯著影響。公眾雖然對這一研究結果看法不一，但因為是第一次有研究報告將吸煙與備受矚目的人口下降問題相關聯，還是引發了對控煙話題熱烈的關注。

對于嚴格控煙，事實上，國家層面一直在付諸實際行動。《廣告法》《煙草廣告管理暫行辦法》《公共場所衛生管理條例實施細則》等法律法規相繼出臺，為控煙提供了法律和制度支撐。2016年出臺的《“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首次鄭重提出了“15歲以上人群吸煙率降低到20%”的目標。圍繞這一目標，近年來，我國以無煙環境建設、無煙立法、戒煙服務體系建設、宣傳引導等為重點，無煙環境保護人口持續提升，非吸煙者的二手煙暴露率持續下降。同時，多地出臺或修訂無煙法規，據統計，我國已有44個城市新出臺或修訂了市級控煙相關法規。全面無煙法規保護人口比例不斷提升，各地積極的立法實踐和控煙措施也不斷升級，并已取得了明顯成效。截至2022年，我國15歲及以上人群吸煙率為24.1%，與2020年相比，下降了1.7個百分點。目前最新的數據是，深圳市已降至16.9%，北京降至19.9%、上海降至19.4%，提前實現了“健康中國”行動2030年的控煙目標。

2024年，在控煙工作方面，有兩個特點比較明顯，一是控煙手段更加理性務實，二是“智慧控煙”得到了體現。

理性務實重點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公共吸煙點（區）的建設不再有廣泛爭議。

以上海的室外吸煙點建議為例，上海市地方標準《室外吸煙點設置與管理要求》于2024年9月1日正式實施。該標準由上海市衛生健康委員會提出并組織實施，上海市健康促進中心牽頭，上海市控制吸煙協會、復旦大學、上海市環境監測中心、同濟大學、上海市消防救援總隊聯合起草編制。該標準是健康上海行動專項（2022-2024年）——“控煙示范管理建設及戒煙網絡能力提升”中的重點內容和重要成果，也是進一步推進公共場所“控煙行動三部曲”，即“室內全面禁煙、室外不吸游煙、吸煙請看標識”的重要舉措。該標準總結對助力城市控煙精細化管理和健康城市建設有重要意義。上海市已選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室外公共場所，如綜合商圈、體育健身場地、公園綠地、會展文博場館、交通樞紐、“一江一河”濱水公共空間等進行室外吸煙點示范建設，2024年年底完成300個示范點建設。

管好“一根煙”是公共健康領域的重要工作之一，越來越多的城市管理者已經認識到，無煙環境建設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一刀切地要求室內室外一律禁煙，只會讓社會上大量存在的煙民無處安生。缺乏了龐大煙民群體的主動支持，僅靠一紙禁煙令無法實現100%的無煙環境。不獨上海，許多城市都在認真探索室外吸煙區的設置問題，之前以煙草公司為主建設的吸煙點多受非議，如今也獲得大多數人的理解與肯定。

二是戒煙服務已深入基層，形成網絡化控煙管理。

“無煙單位”、“無煙社區”、“無煙家庭”遍地開花。比如深圳，除了無煙家庭之外，還創建了無煙單位（無煙黨政機關、無煙學校、無煙醫院等）、無煙商鋪、無煙道路、全國首個“無煙街道”、全國首家“無煙主題公園”等。

深圳開發了全國首個“無煙單位建設信息管理系統”，單位申報、區級評審、市級復核、監督評估等全流程都能在線上完成。目前，全市已建成超5000家無煙單位。無煙的環境在不斷擴大，吸煙的“地盤”被不斷壓縮。與之相對應的深圳戒煙服務不斷完善。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等全市11家公立醫院陸續開設戒煙門診，為“煙民”提供心理、藥物支持。從2022年5月起，戒煙支持網絡擴展至社區。全市800多家社康機構，在門診信息系統內增設戒煙服務模塊，對于15歲及以上的首診居民，醫護人員主動詢問吸煙史，對吸煙者開展簡短戒煙干預、健康教育，打印健康教育處方，協助有戒煙意愿者制定戒煙計劃并定期隨訪，必要時將其轉介到醫院的戒煙門診。

再比如上海，目前上海全市已建成37家規范化建設的戒煙門診，可為煙民開展綜合評估和制定個性化的戒煙方案。

在智慧控煙方面，主要體現在科技手段在控煙工作上的應用——

深圳的“別抽啦”控煙投訴小程序，市民掃碼可上傳照片、投訴違法吸煙行為，該系統接到每單投訴后，經審核通過，會自動分配給各街道志愿者前往現場核實、督導和宣傳教育，執法部門會后續跟進處理；

“無煙北京”微信公眾平臺在北京的控煙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每個月都能收到市民對違反《北京市控制吸煙條例》的投訴舉報1000多件，數據顯示，居民小區樓道和步行梯內吸煙投訴舉報仍居高位；

上海全市設立“12345”控煙投訴熱線、“健康云Pro”小程序中的“控煙熱力地圖”等舉報途徑，方便市民舉報違規吸煙現象。在“無煙上海”微信公眾號，可進行尼古丁成癮依賴自測、訂閱健康科普推送、參加戒煙社群、使用戒煙打卡小程序等幫助戒煙；

上海市計劃到2030年，在全市建立包括醫療衛生機構、教育機構、工作場所等在內的戒煙服務網絡，進一步通過建立完善的互聯網移動戒煙平臺，整合全市戒煙資源，形成更為便捷、高效的一體化閉環戒煙服務網絡。市民可通過“上海發布”微信公眾號“市政大廳”、“健康云Pro”小程序“健康管”、“無煙上海”微信公眾號“功能菜單”找到“控煙熱力地圖”，提供法定禁煙場所的控煙問題線索（如室內違規吸煙、室內有煙蒂煙具、無禁煙標識等），在平臺上形成大數據和控煙熱力地圖。

智慧控煙模式還包括遴選吸煙較為嚴重的寫字樓，安裝“電子哨兵”，煙霧感應語音播報預警類監控裝置，從而實現智慧在線監督執法，不僅能遠程監控系統現場和語音預警，還可通過互聯網、手機查詢和預警監測結果。

2024年還有兩件備受全社會關注的事件尚無結果——

一是煙卡問題。

“煙卡”問題自2024年4月份被推上熱搜，幾乎每個月都有新的爭議點。今年5月，國家煙草專賣局辦公室印發了《關于開展保護未成年人免受電子煙侵害專項治理的通知》，要求各地煙草專賣局要聯合市場監管等部門對校園周邊便利店、超市、文體用品店等向未成年人售賣煙盒、“煙卡”等物品的行為進行勸阻。北京、上海、浙江、廣東、深圳等地要壓實屬地監管責任，采取行政約談、發送監管函等方式，要求屬地互聯網企業自主清理電子煙、“煙卡”等商品信息，關停非法銷售店鋪。但直到目前，在各大電商平臺，各種“煙卡”依然在售，有的煙卡是由真煙盒做的，大部分則是私自印刷的紙質三無印刷品（并非由真卷煙包裝制作）。隨著“煙卡”在未成年人之間的風靡，也催生了專門制作、銷售“煙卡”的現象。

二是關于消費稅的改革。

今年以來，市場對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的關注度明顯提升，特別在消費稅改革方面。消費稅改革對煙價影響較大，一直以來，提高卷煙的價格和稅收是控制煙草消費上升的有效手段之一。控煙人士多年來一直呼吁通過提高消費稅的手段來提高香煙價格，通過提高價格，旨在降低消費者對香煙的支付能力，從而可以達到減少吸煙人數的目的。但需要注意的一點是，提高煙草稅可能會減少吸煙人數，但同時也可能因為香煙價格上漲會加劇社會不平等。低收入群體更可能受到價格上漲的影響更大，因為他們的消費彈性較小，難以承受價格上漲帶來的額外負擔。這可能會導致社會不滿和不公。而且提高香煙價格也可能會刺激非法市場的增長，包括香煙走私和非法銷售。這不僅會減少稅收收入，還可能導致非法活動的增加。另外，卷煙高價格還可能導致一些人購買假冒偽劣的香煙，增加了公眾健康風險。

在談到控煙話題的時候，近期還有兩則國際方面的消息值得我們思考。

一是在2024年11月中旬召開的第二十屆全國控煙與健康學術研討會上，世界衛生組織駐華代表處無煙草行動技術官員李可薇表示，在世衛組織所有區域，13-15歲青少年電子煙使用率都高于成年人，使用電子煙的年輕人在日后使用卷煙的可能性是其同齡人的近三倍。

二是11月中旬菲莫國際（Philip Morris International，簡稱PMI）在社交媒體品牌平臺領英上，回應了一個公眾長期關注的問題：“為何PMI仍在銷售卷煙？”PMI首席通訊官莫伊拉·吉爾克里斯特（Dr. Moira Gilchrist）在視頻中強調：“菲莫國際明天停止銷售卷煙，并不會改變任何事情，需求仍然存在，其他市場參與者會填補空缺。”她表示，推動消費者從吸煙行為中脫離是一個長期的社會變革。為實現無煙未來，必須逐步減少卷煙需求，而非簡單禁售。PMI的目標是向那些尚未戒煙的成年吸煙者推廣無煙替代品，這一行為改變需要時間。2024年12月中旬，菲莫國際（ PMI）在其最新的技術革新峰會上宣布：“我們需要在2030年使新型煙草產品的收入超過66%。五年前，我們的無煙產品僅占12%的收入，而今已提升到38%。”公司相關負責人透露，目前在25個國家中，菲莫國際（ PMI）無煙產品收入已超過總收入的50%，其中幾個國家的比例甚至超過70%。

傳統煙草走了，電子煙、加熱不燃燒等新型煙草制品和鼻煙、尼古丁袋等無煙替代產品都來了，這對公眾健康的影響就小了嗎？那這算不算控煙工作的一種勝利呢？

作為公共決策的控煙行動，看似在為民立言，比如象那份“煙草對中國人口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的研究報告，雖然吸煙對健康的危害眾所周知，但將其與生育率直接關聯起來并給出如此精確的數據預測似乎缺乏足夠的嚴謹性。

此外，影響生育率的因素眾多，包括年齡、精神壓力、不健康的生活習慣以及遺傳和藥物等因素，單純依靠控煙措施其實難以解決低生育率問題。但這樣的研究報告就是更能吸引人們對控煙的熱情與支持。

實際上控煙行動開展的前提是依托程序和規則的各方利益的博弈。控煙也并不是要通過犧牲煙民利益來捍衛非煙民的利益，控煙行動的前提是捍衛所有人的權利，包括那些煙民，以及商業場所。

控煙的真正意義在于，在保證基本的私人權利的基礎上盡量達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至于這個私人權利的內涵和外延，以及它該為公共利益做出多少讓步，其實依然是個多方博弈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