撿煙頭大軍

三毛，一個身世凄涼、受盡欺辱、只有三根頭發的漫畫兒童形象，于1935年誕生于漫畫家張樂平筆下。在大家的印象中，三毛過著食不果腹的生活，經常在大街上撿煙頭。

撿煙頭也可以賺錢嗎？在今天看來難以想象。但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像三毛一樣撿煙頭度日的人并不在少數。根據1937年的統計，僅在上海一地就有千人以上的撿煙頭大軍。他們終日在大街鬧市、茶坊酒肆中以“一只破布口袋（或紙盒），一副竹筷”獵取別人丟棄的煙頭，但自己并不制造卷煙，而是將“一段段三五分長的煙尾，積得多時可賣給專收的攤戶……每天平均可得三四百文錢”。

1934年蔣介石發起新生活運動后，曾有報刊稱香煙頭絕跡實為政府新運促進團取締吸煙的成效。對此有人諷刺道：“在未實行新生活之前，市上也何曾有堆積于途的煙頭？即有，也早已被捉蟋蟀（俗稱煙頭為蟋蟀）的老槍、叫花子拾去換錢了，還會讓它堆積在路上嗎？”

還有一些人不光撿煙頭賣錢，還自己把煙頭里的什錦煙絲收集起來，集中日曬后再手工制作卷煙。根據老資格中國通卡爾·克勞（Carl Crow）的生動記述，在1930年代的上海街頭，“目光敏銳的老人監視著人行道上的這種垃圾，用裝在手杖一端的叉子撿起具有商業價值的煙蒂，并把它們放入一個空聽。在雨天……他除去煙蒂燒焦的一端，把煙絲從卷煙紙中弄出來，接著通過手工把這種材料卷成大量容易出售的香煙。就純收入而言，這是世界上最賺錢的香煙生意。這種生意既沒有原料開支，也沒有廣告費用，生產者收到的每一分錢就是純利潤。”

不慎失火/張樂平

“磕頭實業家”

那些用俯首拾得的“香煙屁股”制成的卷煙，形象地被稱為“彎腰牌”或“磕頭牌”香煙，其制造者也被戲稱為“磕頭實業家”，在上海、南京等大城市里尤為常見。

1932年，經南京衛生事務所秘查，在南京夫子廟一帶，以及朝天宮，三牌樓，狗兒巷，下關江邊碼頭等處，均有手工卷戶用小木機制造卷煙，由小販向行人兜售。同年，濟南市手工卷煙業的調查表明，手工卷煙業者共計一千零六十余家，其中三百余家尚未領到許可證。1935年上海卷煙業的近況調查表明，上海“近以經濟恐慌之深化，大眾購買力銳減，手卷煙之銷路轉佳。于是稍具資力者，亦紛起經營手卷煙業，進而成為一種正式之小工業。租界當局，亦視為煙店之一種，每季令繳煙店捐四元，而發給營業執照。該業獲得此項保障，一時開設者，達五百家之譜。大都分布于租界內勞動者聚居之區，如東區之楊樹浦，北區之北河南路北福建路，西區之曹家渡，南區之唐家灣一帶”。

消費適合經濟化/錢敦德

在山東、河南、安徽等烤煙產區，手工卷戶更是免去了撿煙頭的麻煩，直接就地取材。河南許昌一帶烤煙產區的失業貧民或失業軍人多“利用劣級煙葉于彼外商之棄置弗顧者，或采拾或購買，幾經剔撿，然后加以利用，卷制成煙，籍維生計”。根據華商卷煙廠業同業公會會長鄔挺生1932年對京皖豫鄂一帶手工卷煙業的調查，“開封城廂，業手制卷煙者達二百余家。其向稅局注冊者僅七十余家，未經注冊者一百五六十家”；京皖豫鄂一帶“總計手制卷煙每月銷額，約達到三千箱之譜”。根據1934年《中國經濟年鑒》的統計，“許昌及許昌附近十九縣制造煙卷的家庭工業級手工作坊已達六百處以上”，“皖北鳳陽、渦陽一帶的產煙區，亦有同樣的情形，卷煙卷成為農民主要副業，煙卷作坊已有數十家存在”。截至1935年底，“手工木機卷煙之業經核準登記者，僅限于山東、河南、安徽三省及徐州等處共計三千九百余戶”。

低投入、高回報

為什么這么多人在1930年代都涌向了手工卷煙業？ 1933年有時論分析認為：“年來國事多故，地方不靖，馴致農村經濟，日呈衰落，失業既日多一日，謀生亦愈趨愈難。茍有微利可霑，孰不赴之若渴。況土煙之原料，既便于取給，所需資本，又微乎其微，甚或區區數金，亦可勉強經營，而其銷路，方日形活躍，更無慮有停滯之虞。”

誠如上文所言，手工卷煙業的資金門檻低，而且投資回報率高。1932年時，在安徽蚌埠僅需三五元本錢便可以生產手工卷煙，銅圓一枚可購兩三枝，每箱可收入三十七八元，除去成本（煙料廿一二元，紙圈九元等），仍能獲利潤五六元。每日制造四千至五千枝卷煙，便可日得工資五六角。 在上海等大城市經營較具規模的手工卷煙業所需成本更多，但經營項目也更多，收入亦愈豐。1935年在上海租界開設手卷煙行，“計其資本不過百元至二百元，租屋一間，設置桌椅秤具及容器，聚從業員三人至五人，即可開業”。除出售已制成的手工卷煙以外，手卷煙行還出售卷煙器，煙絲及卷煙紙等。每盒十枝手工卷煙，售銅圓四枚至六枚；卷煙器每具售半角至二角；煙絲每斤售角半至七角不等；卷煙紙（已切成之長方形紙片）每令（五百張）售洋六分至二角。每一行家，每日營業額在十元至十五元之間。

大多數手工卷戶使用原始的木質手推卷煙機，每小時大約能制造卷煙50至100支。 還有一些規模較大的卷煙作坊甚至采取了簡單的機械化生產，使用以電力驅動的鐵質及雜有木質的各種手搖卷煙機。“手搖鐵機與機制廠商所用之機器，效率相等，出煙極其迅速。考其制煙之速率，鐵質手搖者，日可達七八萬枝上下，約合一箱半左右，木質手推者，日可達三五千枝上下。”

1936年，上海街頭的“磕頭實業家”

手工卷煙以假亂真

按照各地手工卷煙的征稅辦法，“手工卷煙包裝應分二十枝、五十枝二種，用軟紙包裝，包面須印明與煙枝上所加同樣之標識或戳記，不得用硬紙包殼或其他式樣之包殼”，以區別于機制卷煙。但手工卷戶往往仿冒市場上流行的機制卷煙的商標，1932年在安徽蚌埠以仿冒“歡迎牌”為多，1935年在湖南、湖北兩省，以仿冒英美煙公司的“哈德門”、“黃金”、“三八牌”為多。而且手工卷煙主要仿冒中低檔機制卷煙品牌，“不見其有大炮臺、茄力克與美麗、白金龍，而只為歡迎、仙島、紅槍、雙刀等普通煙類。”這是因為“中等以下之機制卷煙，原供經濟地位中等以下之吸戶，以及販夫走卒，鄉僻農愚。初未嘗鑒別真偽，但以形式相同，價值低廉為喜”。?

手工卷煙以假亂真令機制卷煙的生產者大為惱火。但據手工卷煙的制造者自陳，“若輩本多不愿仿冒各牌，亦不知仿冒有何法律關系。惟視何牌行銷最廣，即認為便于推銷，從而仿冒之”，只是用流行的品牌來招攬顧客而已。而每當顧客購煙時，他們都會詢問顧客是想買正品還是仿冒品，然后由消費者自己選購，并不會以次充好，欺騙顧客。還有一些手工卷戶由于不懂商標法，不知需要自己新創商標，曾以市上流行的牌名和圖樣向商標局注冊，自然被商標局駁回。1930年代以后，政府稅務機關加強了對手工卷煙的控制，禁止手工卷煙使用牌名。但為生計所迫，不少卷戶仍繼續仿冒機制卷煙的品牌。另有一些制造稍精的手工卷戶以真煙二三枝，及假煙七八枝，夾雜裝入機制卷煙的空煙盒中，冒充機制卷煙混銷于火車上及棧房等處，蓄意從事冒牌和欺詐。

1935年，流浪兒童在用廢棄煙頭中的煙絲制作香煙

便宜才是硬道理

手工卷煙雖然質量低劣，但價格低廉。手工卷煙生產者采用廉價的原料和勞動力，而且不用投資或維護昂貴的卷煙機械設備，并通過仿冒機制卷煙的商標和包裝坐享他人之利，從而大大節省了生產和銷售成本。加上他們不必繳納愈發沉重的卷煙統稅，因此其價格遠遠低于最便宜的機制卷煙。根據1932年鐵道部統計的《紙卷煙各牌名稱價格表》，最貴的機制卷煙是英美煙公司生產的“弗羅解”，五萬枝每箱的價格為2500元；一般低檔煙的價格是140元左右，最便宜的卷煙是如一煙公司生產的“凡如”牌，五萬枝每箱的價格為40元。而手工卷煙“其每千枝售價，不出七八角，間有一二種，每千枝售銀一元。”再加上從業者頗多，營業競爭非常激烈，因此每箱（五萬枝）的售價，還不及三十七八元。

在1930年代的經濟危機中，中國民眾的購買力普遍下降，卷煙消費的需求也愈發趨向低端化。1935年就有時評指出：“農村破產，社會經濟衰落，購買力日益減少，以前吸上等香煙者，紛紛改吸中等煙，吸中等煙者，紛紛改吸下等煙。”市場對廉價卷煙的需求不斷增加，無奈機制卷煙廠商在國民政府卷煙統稅的束縛下無力滿足這種需求，從而形成了一個市場真空，為手工卷煙業的廣泛興起提供了機遇。

1933年，上海華商卷煙公會聲稱：“手卷土煙之蔓延尤是使機制卷煙受重大打擊，例如冀魯皖湘鄂江浙八省，現時土煙營業日臻發達，滋蔓難圖，無待諱飾，以每省月銷一千五百箱計，其總額已超過一萬箱。”據估計，1934年手工卷煙已取得了整個中國卷煙市場25%的市場份額。 1935年，華商卷煙廠業同業公會會長鄔挺生在給財政部的呈文中稱：“近年手制卷煙充斥市面，最近每月約有二萬五千箱。”而且在山東、河南、安徽等省“所有攤販均以手制卷煙為其大宗銷售品，公然陳列，不論鄉鎮城市，無處無之”。

不打破窮人的飯碗

手工卷煙對機制卷煙市場的侵奪，導致南京國民政府蒙受巨大的稅收損失。南京國民政府與機制卷煙廠商積極合作，從手工卷煙的外觀（區別于機制卷煙）、原料（卷煙紙、烤煙葉和土煙絲）、設備（鐵質手搖機、木質手推機等）、銷售范圍（就地銷售）和組織（取締手工卷煙公會）等方面加強了對手工卷煙業的控制，但手工卷煙業的從業者大多是社會最底層的貧民，如果政府取締該行業或提高賦稅無疑會打破他們的飯碗。從保障民眾生計和維持社會穩定的角度考慮，政府對手工卷煙業通常抱持寬容的態度，采取了相對緩和的調控辦法，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依然允許手工卷煙業合法存在，只是分期逐步減少手工卷戶的數量，而且維持了手工卷煙遠低于卷煙統稅的稅率，從而保障了從業貧民的生存空間，并給予他們較為充分的轉業時間。

1936年1月22日，財政部長孔祥熙頒布了《手工土制卷煙取締規則》，規定分四期撤銷手工卷戶，凡經登記的手工卷戶必須參加1936年1月、5月和9月，以及1937年1月的抽簽，每次被抽中的卷戶必須在抽簽后的四個月內停止運營，直至1937年4月手工卷煙業被完全取締。未經抽中撤銷登記的卷戶，可暫準繼續卷制，均應先向本部稅務署購領官有卷紙，并領取特許行銷證。每5萬支最高售價不得超過60元，只準就地行銷，不發給運照，不能運往外地行銷。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國民政府對手工卷煙的取締被擱置下來。1938年的調查數據表明，手工卷煙仍占中國卷煙消費量總量的約10%。

正是因為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手工卷煙業的興起，撿煙頭才成了三毛這樣的流浪兒童賴以謀生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