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官商合辦

一、政府與英美聯合專賣受挫

袁世凱當權期間，軍費開支龐大，他自己又忙著當皇帝，經費上不免捉襟見肘。幕僚們出謀劃策，決定在煙草上打主意，這就有了北洋政府內圍繞煙草專賣所展開的一系列活動和北洋政府與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就合辦煙草工業開展官商談判的這一情節。雖然由于環境的局限和時局的變化最終官商分手，但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給人們特別是工商界留下了許多值得回味的東西。

北洋政府為何要舉辦煙草工業并且看上了南洋呢？這固然與南洋是當時最大的民族煙草企業地位且正值上升時期有關，但最根本的原因還在于政府存在這方面的需求并且向民族商人發出相關信息。這還得從政府舉辦煙草專賣說起。

專賣制度是國家以行政或立法手段對某種物品實施管制的制度，中國歷史上“禁榷”和“官山海”等制度均屬之。但煙草作為一種嗜好品，其豐厚的稅利源泉往往使商人及政府另眼相看。清代末年，國外煙草專賣制度已傳入中國，以工部左侍郎盛宣懷為代表的一批洋務派人物和部分民族資本商人，鑒于中國煙草歷來實行低稅率，而且鴉片戰爭后與外國列強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使稅收主權幾乎完全受制于人；尤其是外國煙草商進入中國后，銀洋外溢，形成巨大“漏卮”，引起這些有識之士憤憤不平，他們上書朝廷，建議提高煙稅或仿照歐洲和日本實行煙草專賣。然而，清政府的煙草專賣政策尚未出臺，這種建議隨著王朝的覆滅而成為泡影。不過，煙草專賣的思想被清王朝的遺老遺少們帶進了民國，特別是在民國四年至五年，更有以鼓吹煙草專賣為袁世凱稱帝而張本者。國務總理兼財政總長熊希齡，作為袁世凱的重臣，是當時煙草專賣的重要設計者和活動者之一。

專賣制度使得政府利用資源壟斷獲取利益與其作為獨立第三方發揮仲裁作用的地位相沖突，并且涉及資源爭奪而影響到私人企業的發展。政府要搞卷煙專賣，無論如何是跳不過英美公司這道門檻的。卷煙屬于“洋貨”，被稱為“洋煙”，稅率向為“值百抽五”，即抽5%，那是不平等條約規定的，是不能冒犯的。政府既要在煙草上打主意，又害怕得罪于洋人，于是有人主張政府與英美公司合辦煙草專賣，以增加利潤的形勢來擴大財政收入。英美煙草公司的卷煙產品，占當時中國市場分額約80%，如借官力形成完全壟斷之勢正是該公司求之不得的事。1913年12月，江南紳商劉樹森奉密令到上海與英美公司談判，并草擬了合辦方案，約定由倫敦派副董事長到北京面談。據外界稱，英美公司愿向北洋政府年繳500萬元。不料，此事卻被外界披露，引起日本和俄國的強烈的反對。在那弱肉強食的年代，中國政府頭上的“太上皇”太多了。按照不平等條約確定的“利益均沾”原則，某一國在中國享受的權利，其他國也得有同等待遇，這也就是說，任何事情只要列強中分贓不均或其中一個持不同意見，政府就辦不成，何況是煙草專賣這種涉及他們在華利益的事呢？

20世紀以前，外國列強在中國的勢力范圍大體劃定，英國的勢力范圍在長江流域。煙草專賣顯然是一件涉及面廣而又很敏感的事，不得不觸動外國在華商人以及在背后支持他們的政府的神經，從而向北洋政府指手畫腳，日本和俄國反對中國煙草專賣就是一種突出表現。1914年4月9日，日本公使山座會晤外交部總長，質問與英美公司合辦煙草專賣之事，認為中國煙草專賣對日本商人有“莫大厲害關系”。山座稱，“中國政府似未便辦理煙草專賣等事，因與條約有礙也……中國煙草專賣之事，本國政府甚為注意，訓令內有聞已（與英美公司）訂立草合同之語，請貴總理（長）設法取消。”中國外務總長答復：如中國籌辦煙草專賣，必由政府自行辦理。又稱：“一禮拜前俄國公使亦曾詢及此事，本總長亦以此奉告。”4月23日，山座會晤因解散國會而剛剛辭職的熊希齡，希望再次證實與英美公司是否簽約之事，并重申與外交部總長談話中關于日本政府關心中國籌辦煙草專賣的內容。這件事反映出外國列強對中國煙草專賣權利的爭奪。須知，日美之間在1917年簽訂“藍辛-石井協定”之前，日本是作為美國對華侵略中強悍的競爭對手存在的，二者間的矛盾十分尖銳。如果中國將日本撇在一邊與美國和英國搞起煙草專賣，這對日本來說是無法接受的，何況當時日本在朝鮮和中國東北等地已經建立有一些很像樣的煙草企業①（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已承認日本對朝鮮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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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4月外交部就日本公使山座責問中國煙草專賣事致財政部函

盡管與英美公司聯合專賣受挫，袁世凱及其追隨者們通過煙草專賣籌集資金仍抱有信心。周學熙接任財政總長后，為繼續效忠于袁世凱的既定政策，不惜拿中國商人開刀，向吸旱煙和吸水煙的消費者轉嫁負擔；在卷煙專賣的路子行不通的情況下，北洋政府搞起了不包括卷煙在內的煙酒專賣，稱之為“公賣”，專賣品僅限于“土煙土酒”，而將洋商的產品排除在征收煙酒公賣費之外。1915年6月1日，經袁大總統批準，北洋政府頒布《全國煙酒公賣暫行條例》，建立全國煙酒公賣局，直屬總統府，前清四川重慶府知府大人鈕傳善被任命為第一任總辦（督辦）。按規定，對土煙土酒征收稅費，實行“官督商銷”方針，實際上只不過在原一般商品稅的基礎上加收一道公賣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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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6月《政府公報》載大總統頒布《全國煙酒公賣暫行條例》

二、政府提出與南洋合辦煙草工業

1916年6月，袁世凱去世，由副總統黎元洪代理大總統，北洋政府繼續執行煙酒公賣政策。然而，專賣也好，公賣也罷，不包括卷煙的煙草專（公）賣那是一種什么樣的專賣政策？于是，有人鑒于清末曾舉辦過官商合辦北洋煙草公司的事實，重提官商合辦煙草工業企業，南洋兄弟煙草公司被推到了前排，成了與政府合作的對象。

1915年南洋公司在北洋政府注冊時，其年產量不過9億多支，政府為什么選定該企業為合辦對象呢？顯然，政府有關人員對工商界有識之士關于堵塞“漏卮”的呼聲并非無動于衷，他們目睹煙草按照普通商品一樣對待，其稅收流失及商品升值空間多么巨大；既然提高稅率和與英美公司聯合專賣都行不通，同民族企業連手以經濟手段為財政增收，也不失為一種迫不得已的策略。事實上，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從清朝洋務派手里接辦了不少官辦、官商合辦或官督商辦工業企業，除軍事工業外，也有一批民用工礦企業。那時的工商企業，無論是官督商辦還是官商合辦，在資本所有權和經營權的歸屬上都糾纏不清，致使管理混亂，北洋煙草公司的失敗就是實例。然煙酒公賣局面對外國卷煙制造商的不合作和國內煙酒商人的指責，從弱小的民族企業中物色合作對象也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南洋公司理所當然地成為考慮的合作對象。這種由官方主動提出與一個資本僅一百多萬元的企業聯合經營，在中國工業發展史上實屬罕見。那時，南洋公司的規模雖不算大，其產量不足英美公司的五分之一，但在民族卷煙工業企業中是首屈一指的，且業務蒸蒸日上，正由香港向內地強勢擴張。正是這種民族資本性質以及在民族企業中的地位，使北洋政府看作為官商合辦的首選對象，為這件事從中斡旋者就是在官和商之間八面逢緣的鄔挺生。

鄔挺生，1877年生于浙江奉化，光緒三十年（1904）即成為英美公司的買辦，后獨家經銷“紫金山”牌，兼任該公司駐北京的代表，與財政部和稅務署往來頗密，并被聘為國務院咨議。當財政部和煙酒公賣局內出現由政府直接建立卷煙廠、進而實現卷煙產銷壟斷經營的建議時，鄔挺生得到行政的授意，出面與南洋公司取得聯系，得到南洋的贊同。簡照南和他的兄弟們似乎覺察到政府對南洋的重視，感到這對于促進企業發展和提高國貨聲譽都是一件有意義的事。1916年6月14日，簡玉階將南洋公司的基本情況書面陳送鄔挺生，隨附一簡短信函，對鄔挺生出面組織官商合辦企業贊賞有嘉，稱：

敝公司之創設，原為吾國興實業、挽利權起見，但以個人有限之綿薄，而與世界上強有力公司競爭，深慮弗能全塞吾國紙煙之漏卮也。先生以聯合國人及政界巨公，定足與外貨抵抗為賜教，宏才卓識，感佩弗勝②。

同時，南洋公司致函煙酒公賣局總辦鈕傳善，表示了愿與政府合辦的意向。1916年8月21日，鈕復函南洋公司稱：

頃接惠書，過承獎飾，愧不敢當。貴公司愿與政府合辦，鄙人對于此事，頗有意商榷。簡君昆玉現今抵滬，可與鄔君挺生、史君蓮蓀先行商議辦法，函寄敝處查核后，如須尊東到京，再行函達，似不必亟亟北上也③……

在此期間，財政總長陳錦濤和鈕總辦向黎元洪代大總統報告，擬在上海選購地基和機器建廠。1916年8月28日，黎元洪批準了這個報告，指令財政總長和全國煙酒公賣局總辦鈕傳善“妥實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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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首任煙酒公賣局長鈕傳善

政府與南洋合辦同與英美公司合辦相比較，在名聲上顯然好聽，在工商界人士中阻力也會小得多。可以說，政府與南洋公司合辦煙草工業與其說是一種恰當的選擇，不如說是在內憂外患形勢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對此事斡旋者除英美公司買辦鄔挺生外，還有官場舊人史蓮遜等。

下接南洋｜第四章 官商合辦（下）

【注釋】

①⑤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宗1038卷宗1566、全宗1027（2）卷宗18。

②楊國安《中國煙業史匯典》，2002年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頁878。

③④⑥⑦⑧⑨《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史料》，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合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頁120、126、127、128、128-129、13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