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南洋｜第四章 官商合辦（上）

三、簡照南贊成官商合辦

清末民初，官辦企業少有成功者，而官商合辦或官督商辦企業，實際大多由官操縱，商人處于無權的地位。在這期間，雖然民族資本主義企業處于一個發展時期，但官商合辦企業實際已名聲掃地。盡管如此，受傳統權力格局的影響，官商合辦企業是當時一種重要的公司形式。因此，簡照南最初對合辦卷煙廠是感興趣的。他似乎對那個時代的“紅頂商人”沒有流露出多少崇拜，但他是一位精明的商人，深諳那年月商與官、錢與權的關系，能與官場人士為伍，或許能享受到某種特權，會給公司帶來巨大的利益。

于是，簡照南專程親赴北京，于1916年9月7日首次與鈕傳善會談。初次會面，各自僅陳述、摸底而已。當時正值南洋從香港向上海擴張之際，簡照南擔心在上海與英美競爭中處于孤立無援的地位，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對官商合辦抱有誠意，表示愿出“九牛二虎之力”促成此事。

那么，簡照南為什么熱衷于與北洋政府合作呢？除南洋當時在上海開拓業務的需要外，簡照南還分析合辦有三利：“一者可杜絕外人承辦全國紙煙利權；二者得政府提倡全國吸食我煙，此種效力亦甚巨大；三者與政府同營，生意信用自是不同。④”由此看來，簡照南贊同與政府合作，最重要的考慮在于借政府資金和行政之力，抑制競爭對手，提高自身國貨之影響力。盡管他的兄弟們之中有的更看重金錢，有的更看重國貨名分，但與政府合作符合大家的共同愿望。所以，簡照南帶著兄弟們的共同使命親赴北京。

煙酒公賣雖然僅限于土煙土酒，但在公賣初創期間，英美公司擔心政府與南洋合作于自己不利，而南洋公司同樣擔心政府與英美公司在收稅方面的合作給自身業務帶來障礙。?1916年，英美公司曾謀求向政府承包煙酒牌照捐，這意味著該公司企圖對卷煙零售乃至整個流通環節的控制，這對南洋和所有華商煙草企業都是極為不利的。1917年6月，南洋公司致電財政部稅務署，對這件事深表憂慮，稱：

聞外商某煙公司用其屬下華人出名，運動某機關包辦全國煙草牌照捐，欲壟斷煙草營業，制死全國煙商命脈，利權獨握，何異外人專賣？較公賣尤烈……懇速阻成議，洞燭奸謀，毋為叢毆……⑤

簡照南的這種憂慮，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了南洋公司與政府舉行談判。

1917年6月稅務署批轉南洋公司詢問某外商公司運動包辦全國煙酒稅事致農商部咨文

在官商合辦煙草工業的問題上，官商雙方顯然各有不同的目的，但也有契合之處，這使得雙方能坐到一起。清末民初，“官商合辦”企業的模式早已失去其號召力，在工商界被視為畏途，簡照南對此不了解嗎？不是的。他所處的時代，官辦和民辦企業以及民族資本家已引起人們的普遍關注，尤其是從李鴻章、張之洞到張謇、盛宣懷、周學熙等洋務派官僚們所辦的企業，不免使他受到影響，他還是抱著增強企業實力的希望選擇了合辦的道路，希望在那風云瞬息萬變的年代能得到政府的保護與支持。

四、官商談判進展不順利

簡照南多年在日本經商，看到的是自明治維新后日本逐漸形成的那種法制環境和迅速走上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看到的是政府如何為民族企業創造有利的環境和提供有力的保護。相反，他在期盼資產階級民主法制的同時，察覺到的卻是與封建制度相關的官方權力的影子甚至類似“苛政”等種種現象，這使他最初對官商合辦抱有的信心大打折扣。

鈕傳善最初讓簡照南同鄔挺生商榷，然鄔氏究竟代表誰？他早年即入英美公司充當買辦，曾運動英美煙草公司每年出資300萬元承包印花稅，卻沒有結果，不被鈕傳善所信任；鄔氏在簡氏兄弟眼中又被看作為處于“敵人地位的人”。而且，簡照南一開始就懷疑鈕傳善為什么讓自己與鄔挺生會談。當時，鄔雖然已被聘任為國務院咨議，但在簡照南看來他仍然是替英美公司做事的人。

當簡照南抵達北京后，于1916年9月6日與王世仁一同拜會鈕督辦，用簡照南的話說當時是“蒙賜接洽”。官場人總不免帶些官腔，督辦告訴簡照南，政府“自辦”煙草工業決心已定，只是苦于人才，南洋如與政府合辦，尚可商量，稱已電告鄔挺生來京，彼此商量條件。于是，簡照南致電鄔挺生，希望他盡快北上來京。而鄔挺生則稱沒有鈕氏之電他不愿赴京。這樣，簡照南反過來作鈕傳善的工作；鈕表面上應允向鄔發電邀請，卻給簡照南“有意拖延”的印象，這使他感到置身于“五里霧中”，不知道鈕是在敷衍自己還是在敷衍鄔挺生。在大約半月之內，簡照南與官方“連日磋商，未得要領”，他稱“因官場辦事與商人不同，況鈕督辦事務太多，陳（錦濤）財長更無暇晷。”

1916年9月23日，簡照南忽然接到鄔挺生來電，稱已接到鈕督辦的電邀，即日起程到京。25日，鄔抵京會談。9月底，鄔挺生和史蓮蓀擬出合作章程（草案），企業定名“中國煙草總公司”，資本定額1000萬元。章程的許多內容是按鈕傳善的意見寫的，簡照南不大滿意，稱：“該章程純粹政府利益，于我們極為吃虧。”而且，該章程草案由鄔挺生一手操刀，簡照南稱此鄔君“非常人，難以尋常看待”；又稱他在上海時極力幫助南洋說話，促進合作，這時卻來幫助政府，甚至以政府來挾南洋，前后如出兩人，為人陰險。簡照南認為這些人缺乏開誠布公，各懷鬼胎，均“意欲染指”，這使得他頗為灰心。

幾次商榷，雙方發現分歧頗多，其核心是涉及享有控制之權的總經理人選問題。簡照南主張實行有限責任制，意在使總經理的權力有所制約；鈕傳善則不贊成公司為有限責任制，稱有限公司十有八九為董事局所破壞，歷來有限公司少有成績者，意在官任總經理并對企業控制。像中國近代許多官商合辦以及官督商辦企業一樣，對企業的領導人無論是清末“皇上簡派大臣”還是后來的“政府遴選”，官方要的是權力，而商人既要借重官的維持，又要擺脫官力的約束。南洋在與政府的談判中也沒有跳出這一圈子，其分歧是不言而喻的。越是談判到了后來，簡照南越是處于兩難境地。他同那個時代其他商人一樣，對權力的崇拜與仇視是交織在一起的。他發現官員和商人有時能唱同一首歌，但很難唱到同一個調，即使是同屬“紳商”一族。從文化心理上分析，千百年來商人“富而不貴”，為“九流之末”，這種陰影在那一代許多人心目中揮之不盡，官商文化的陋習根深蒂固。簡氏家族與北洋政府官員之間，很難說有多少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礎上的互相信任，很難建立像商人與商人之間以利益為紐帶的伙伴關系。談判中，簡照南感到與官員交往頗覺“下氣”，這使他早先抱定的信心蕩然無存。最后，南洋對官商合辦采取了敷衍的態度。

或許是因為簡照南從青年時代就沉浸于商旅生涯，與那種追逐仕途而后轉入實業的紳商不同，他對官場弄虛作假、逢迎與圓滑的現象表現出異常的淡漠和厭惡。1916年10月1日簡照南致簡玉階函稱：

官場做事，鬼鬼祟祟，今觀之，余亦頗心淡矣。究不如招商股之為直接暢快也。然不與合，亦不能不敷衍老鈕，因全國煙酒稅在其掌握，若動他怒，則內地煙稅又不能不生阻礙。與官場交，吃一擔砂仁，也難下氣。然事已騎虎，不能不忍之。今為此事，阻個擱月余工夫，若不成真不值也⑥。

簡照南“吃一擔砂仁”的感覺，或許正道出了當時類似景況民族資本工商業者的心聲，這就是那個時代民族工業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夾縫中掙扎和生存狀況的寫照。官商合辦公司，可以說是官方與商人合作和妥協而形成的一種企業形式，其特殊的資本所有權結構在企業治理上首先表現為不同性質的資本所有者（股東）之間的博弈，結果往往是官方利用行政權取得公司的控制權，使行政權凌駕于股權之上，從而決定了公司的治理走向。簡照南“吃一擔砂仁”的感覺，可以解讀為他已經從艱苦的談判和當時一些合辦企業的實際運作中意識到這種企業形式的種種弊端，這或許是雙方談判進展不順利以致合辦流產的深層原因。

五、官商合辦流產

顯然，南洋與政府合辦一事處于進退兩難的境地。談下去吧，前途未卜可知，且耗時日；如拒絕談判，簡照南的兄弟們如簡玉階、簡英甫及堂兄弟簡孔昭等對與政府合辦又均有濃厚的興趣。1916年8月18日，簡照南之弟簡英甫致函簡玉階，稱在“空山”時刻虎視的情況下，如“揸定”主意與政府合辦，是“實勢之必要”；眼下談判如此不順利，而官方又不是可以輕易得罪的。10月21日，簡英甫再致函簡玉階，提出緩兵之計三著：一是利用官方獲得貸款以清還期票；二是拖住總辦鈕傳善的要求，“令其勿生別心”（顯然是擔心政府向英美公司靠攏）；三是托“有勢力之人與黎總統面商，直接提議，由黎公督責督辦執行。”簡英甫還提出，南洋素與章炳麟（太炎）有交（章因參加討伐袁世凱曾在北京被軟禁，袁死后獲釋南游至新加坡，受到簡英甫厚待，故產生交情），而章與黎元洪私交頗深，可否由章遞話，請總統出面協調。這里不難看出，簡英甫對與政府合辦是持積極態度的。這次談判，斷斷續續，歷時近兩個月，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成果。

然而，越到后來，鈕傳善對與南洋合辦之事似乎越有興趣，越抱希望。這時的鈕氏為何對官商合辦煙草企業的態度顯得如此積極呢？這與當時中國局勢的驟變和鈕氏個人的盤算關系極大。袁政府煙酒公賣的操盤手是財政總長周學熙，他將陜西財政廳長鈕傳善調進北京做了煙酒公賣局總辦，這是一個相當于財政次長的職務。袁世凱死后，雖然煙酒公賣政策照舊執行，但隨著周學熙辭去財政總長職務，鈕傳善這個煙酒公賣局長（煙酒事務督辦）也不好當；尤其是煙酒商人赴京請愿，反對公賣的呼聲不斷高漲，指責煙酒公賣是一種“非牛非馬”的制度，威脅到這一制度的存廢。在1916年冬至1917年春召開的參議院和眾議院會議上，鈕傳善極力活動，賄賂預算委員會成員，謀求保留公賣機構，從而留住自己的職位。

1917年2月，鈕傳善派人向南洋公司天津分公司的負責人黃瑞遞話，希望合辦之事“速速進行”，稱財政部有余款數千萬元，“為辦煙廠之備，倘本公司不速進行，恐為捷足者登云云。”2月22日，簡照南致函簡玉階，稱鈕傳善的私人秘書陳錫周來信，堅持總經理由官方擔任，條件難以謀合，稱：“然亦堅持要占總理權，且官場腐敗，斷難成議，然亦擬牽緩之，亦俟機而動，見景而為可也。⑦”

同年6月19日，鈕傳善派全國煙酒事務署秘書張友棻偕同廣東煙酒公賣局長周廷勵，攜致簡照南的親筆信赴香港，對南洋（香港）經營和設備等作“實地考察”，實際是要對談判做最后之努力。此信有責備南洋公司不思發達之意，但言辭懇切，表明鈕傳善對合辦仍抱強烈愿望：

貴公司與政府合辦一事，賢昆仲來京磋商多時，弟也迭派陳錫周赴粵相議，迄無成議。政府對于貴公司有提倡維持之心，而貴公司因循自誤，似不以營業發達為意者，此中情形殊難索解。弟忝屬煙酒專官，責任所在，不敢憚勞；且懼此事倏起倏滅，未免貽譏外人。茲特派本署張友棻偕同廣東公賣局長周廷勵到港，與賢昆仲為最后之談判。

臺端前次到京與張君把晤，本系舊識，周君又為粵人，尚乞明白相告；如果誠意合辦，即可提出條件，彼此磋商，愈速愈妙。政府本無格外苛求之意，但能多設制造廠，使煙業發展，官商交濟，即可照辦。倘或實有為難情形，或別滋誤會，亦不妨坦懷相見，從此作罷。但希注意貴公司之營業與政府維持之苦心，毋悔失機，是所盼禱⑧！

由于公賣局已就辦煙廠事呈請大總統批準，且在上海購辦地基和機器，鈕傳善惟恐辦理不善，曾表示“失敗堪虞”。因而，這時候的全國煙酒事務署也降低了要求，稱條件可以“將就”。這使得簡照南有些動心。不過，當時簡照南正與英美公司在華執行董事唐默思（J.A.T.Thomas）（簡照南稱為“他罵士”）就雙方合并之事談得火熱，用他自己的話說，與“空山”合是“無上之良機”，與政府合是“第二良機”也。

然而，簡照南還是沒有貿然拍板；當時南北紛爭，舉國不寧，他擔心對時局把握不當而領錯了路。1917年6月29日，簡照南將情況告知在港的兄弟們，表示要與他們“討論妥當”之后再做定奪。

不料，在這個多事之夏，中國政局發生急劇變化。7月1日，辮帥宣布復辟帝制，黎元洪總統被迫下臺，旋由段祺瑞政府執政。在那云譎波詭的年月，鈕傳善千方百計地想保住自己的寶座，但他作為前朝之臣，不得不從全國煙酒事務署怏怏離去，接替他的是眾議院議員胡汝麟。

簡玉階既沒有看上“無上良機”，又沒有接受“第二良機”，他在香港接待張友棻一行之后，于7月4日給鈕傳善捎去一封復函，稱：

張君到港，具道盛意，逖聽之下，感且不朽。續讀致家兄手書，復承苦心維持，達于言表。滿擬即日會商，分別解決，以副尊命；不意政變傳來，又生波折。現擬俟大局稍定，當即前來領教。其有未盡欲言之處，經請張君面呈鈞聽，統祈亮察，無任感菏⑨。

這樣，由于環境的變化，也由于簡照南和他的兄弟們不得不放棄最初“借助官力”的想法，北洋政府同南洋公司合辦卷煙工業的事從此被擱置起來。

【注釋】

①⑤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宗1038卷宗1566、全宗1027（2）卷宗18。

②楊國安《中國煙業史匯典》，2002年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頁878。

③④⑥⑦⑧⑨《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史料》，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合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頁120、126、127、128、128-129、13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