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20年代大規模推銷的上海吸煙文化或許比其他任何中國城市更具有社會包容性。幾乎每個吸煙的上海人都消費卷在紙張中的煙草，包括那些工薪階層和貧窮的勞工。在天津、廣州和其他沿海或沿江的條約口岸城市也是如此。

　　在條約口岸以外，大規模采用機制卷煙要慢得多。北京就是一個例子。

　　卷煙引進北京的時間比上海晚一些，第一批進口品牌，如“孔雀”“品海”“自行車”，直到1900年左右才得以銷售。辛亥革命迎來了民國初年的“洋服熱”，此后北京的卷煙銷量才有起色。卷煙和卡其布制服、西裝、草帽和皮鞋一起，被許多上層居民視為新時代的象征。卷煙精品店在1911年后不久就開始出現在這座城市的新興商業區，5年之內，多達300家商店銷售卷煙。到1913年，還有小販在貨攤上銷售廉價的手工卷煙。然而，在1937年戰爭爆發之前，甚至戰爭爆發以后，這座城市對旱煙的需求依然相當大。

　　在上海，卷煙在1928年已經基本取代了其他形式的煙草，與之相比，北京煙草貿易依然維持了卷煙和本土旱煙的二元格局。這兩種貿易各自都有類似但相互排斥的行業組織。

　　當地煙業同業公會在1931年一共有60家商號，另外還有約50家做旱煙和鼻煙生意的非會員商號在城里經營。在20世紀30年代，共約有530家大小批發商號在北京銷售煙草制品。

　　在20世紀30年代，北京的經濟在幾個重要的方面與上海有所不同，這些方面延緩了卷煙的大量消費。

　　首先，北京本身不是卷煙的工業產地。兩家早期企業——成立于1905年的北京愛國紙煙廠和成立于1906年的北京大象卷煙廠，都僅在經營幾年后就倒閉了。北京有幾家手工卷制廉價卷煙的工廠，即便是煙頭里殘存的煙草也可能被再次加工出售。北京沒有機械化的卷煙工廠，直到1940年日本人建立了一個。所有在北京銷售的機制卷煙都從國外進口，或者在上海、天津或漢口生產。對北京的消費者而言，這顯然提高了機制卷煙的價格。

　　其次，與上海相比，北京的居民總體上比較貧窮。在上海，領取薪水的小市民構成了一個相當龐大的中間階層，他們擁有足夠的可支配收入去購買中檔卷煙。而在北京，將近四分之三的居民掙扎在貧困線上。“有錢人”包括巨富、城市專業階層以及公務員、教授等文化精英只占總人口的不到5%。1928年，在國民黨遷都南京之后，構成北京社會富裕階層的許多公務員都離開了這座城市。此后，北京的社會結構變得更加偏重底層。

　　由于這座城市缺乏工業，而且社會結構偏重底層，北京居民在整體上擁有較少的可支配收入用于購買卷煙之類的非必需品。

　　機制卷煙未能進入許多普通北京居民家里還有一個原因，與這座城市的商業空間布局有關。在上海，銷售工業制品的零售商店幾乎遍布所有的街區。與之不同的是，在北京，這樣的商品只在王府井、西單和前門等高檔購物區銷售。這三個地方的百貨公司、商鋪和精品店是高端進口工業產品的主要供應商，它們位于市中心，而且離使館區不遠。

　　北京沒有上海的那種街坊煙紙店。煙草零售由專門的卷煙店和長期存在的煙店分擔。專門的卷煙批發商和零售店從20世紀頭十年開始就出現在這座城市里，但由于較大的煙草公司通常會和批發商簽訂獨家合同，因此這些商店往往只銷售一家公司的品牌。北京的零售店數量不多，這意味著北京消費者的選擇通常要少得多。雖然北京和上海的有錢人可以買到相同品牌的卷煙，但坐落于長江三角洲的小型華資工廠生產的廉價卷煙卻不能提供給北京的底層消費者。許多小商小販在大多城市居民喜愛的廟市上銷售廉價卷煙。不過這些卷煙并不是在工廠里生產的，有些可能是在城里或郊區的作坊里手工卷制的。天橋是眾所周知的跳蚤市場和天壇附近受歡迎的娛樂區，那里有專賣廉價卷煙的商店以及眾多銷售卷煙的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