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一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加之中美貿易的爭端，許多人認為中國的消費將會受到影響。然而，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最終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仍然達到54.3%，高于資本形成總額11.2個百分點，為近年來的最高水平。由此可見，中國消費者需求依然旺盛。

但是，在此背景下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20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21210元，比上一年名義下降1.6%，扣除價格因素，實際下降4.0%。較去年是同比下降的。也就是說，大家的收入多了，花錢反而少了。

然而，在整體消費支出下降的大背景下，食品煙酒品類的消費卻實現了“同比增長”。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20年全國居民人均食品煙酒消費支出6397元，同比增長5.1%，占人均消費支出的比重為30.2%。其中，城鎮居民在食品煙酒方面人均消費支出7881元，比上年名義增長1.9%；農村居民在食品煙酒方面人均消費支出4479元，比上年名義增長12%。另外，2020年1-12月份煙酒類零售總額3954億元，同比增長5.4%。其中，12月份煙酒類零售總額504億元，同比增長20.9%。

一降一增，食品煙酒可以稱得上是“高增長”了。

為什么食品煙酒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沒有受到影響，反而實現了消費高增長呢？

“剛需品”“必須品”

在大多數的國人眼里，煙酒是“剛需類”或者是“必須類”消費品，是滿足家庭或個人日常生活所需的消費品。就像穿衣吃飯，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即使經濟條件受限，最多是調整自身消費的價位，也不會放棄的消費品。因此，即使因疫情居家時間大幅上漲，即使疫情下各行各業經濟形勢不樂觀，也絲毫不影響此類產品的消費需求。

“能消費”“愿消費”

煙酒作為人們滿足精神世界享受的一種特殊物品，對其的重要性可見一斑，可以說是精神糧食和伴侶。因此不論在任何環境下，煙酒在他們世界里的認知就是“能消費”的起和“愿消費”的品類。

就拿煙來說，在控煙環境越來越嚴苛的大環境下，在到處宣傳吸煙有害健康的前提下，絲毫不影響煙民們對香煙的執愛。不論是平時的日常生活中，還是在飛機場、高鐵站，亦或是會議中等等，多少煙民會因為“此時必須享受一支煙”而想盡辦法去抽煙的。這也就是相對較高的消費者的“主觀消費意愿”。

說到此，讓人記憶猶新的畫面映入眼簾，在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最嚴重的時期，因不少城市封城關店，民眾居家隔離，導致許多煙民買不到煙或香煙斷貨后，處境艱難。然而，在斷煙的困境中，煙民們千方百計的買煙，花樣百出的吸煙，可以說淋漓精致的體現了疫情期的煙民百態，更是充分說明了香煙對煙民是一種多么重要的存在。

隨之而來的，還有卷煙再一次的增稅提價延續到今，不少煙民發現很多卷煙品牌不同程度的漲了價，10元以下低價煙越來越難買，很多便宜的煙漸漸在市場上看不到了。增稅提價的理由是為了控煙，控制吸煙率，特別是低收入群體的吸煙率。但是以此控制香煙消費和煙民 數量真的有實質的成效嗎？并沒有。

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香煙已經成為最基本的生活消費品。香煙漲價、取消低價煙，對于香煙消費者基本沒有什么影響，必竟吸煙是嗜好性需求，兼具心理和生理上的雙重需求。那些高收入群體他們本身一直都是消費的高檔煙；對于中層階級來說，無非是換一種相對便宜點的煙；對低收入人群可能會有一些影響，但他們也不可能從此不抽煙，最多少買少抽，或選擇相對更便宜的煙。更何況，這個群體基本都是從事重度體力勞動的群體，香煙與他們而言，是釋放壓力、緩解疲累的重要途徑。因此，煙草消費并不會因為漲價而大幅度下降。

另外，在對一些煙民的隨機采訪中發現，不少煙民認為漲價或是取消低價煙對他們并沒有影響，因為他們本身抽煙的標準都不低，甚至很多人眼中的“農村低收入群體”，其實消費觀也早已發生變化，特別是農村的年青群體，如今他們抽的香煙價格都不低。

用事實說話，從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就可以看出，2020年食品煙酒品類的消費實現“高增長”的背景下，農村居民在食品煙酒方面人均消費比上年增長12%，比城鎮居民的人均消費增長還要高。在此市場消費的形勢下，煙酒消費的“高增長”也就不難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