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研究認為，錨定效應作為法律實踐中的一種普遍現象，受此影響的執法人員 會在外界壓力約束下過分聚焦初始信息，出現認知偏差進而導致執法結果的不穩定。筆者發現，在煙草專賣行政執法過程中錨定效應十分顯著：執法人員在共識模糊的場域中易受外界風險制約進行保守決策，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執法穩定性，但社會價值共識的缺乏又降低了受眾對行政執法的滿意度；同時，在法律場域中，規范制度的選擇釋義不一致又導致了“同案不同判”現象發生，增大了執法的不穩定性。換言之，不同場域所形成的共識影響了執法結果，進而產生了內外有別的錨定效應。為提高煙草執法穩定性與滿意度，適應專賣監管的新形勢，就需要分類施策協調衡平外生錨點間的張力，并進行煙草專賣行政執法中的心理博弈與策略考量

關鍵詞：錨定效應；煙草行政執法；心理博弈；策略考量

1.問題提出

我國在加強量化決策( numeric judgment) 穩定性方面出臺了一系列司法解釋和改革措施，但實踐效果卻始終差強人意。學界大都將其歸咎于立法和程序不完善，而沒有聚焦于在壓力影響下的決策約束。為了簡化決策任務，決策常常依靠直觀推斷的啟發式思維展開，由此產生了許多偏差。研究表明，人們在決策過程中容易受到“錨定效應”（anchoring effect)的影響，即被第一印象所支配，并在估測時不自覺地聚焦初始信息，而這些初始信息就像水中拋下的錨一樣制約著估測值，導致決策呈現出很強的隨意性和不確定性。現有研究認為錨定效應的誘發原因是決策者對外界壓力和風險的系統性回應，其中，規范制度等“外生錨點”的影響作用遠大于學識經驗等“內生錨點”。值得研究的是上述發現能否推廣適用于行政處執法的各類案件當中？又由于各案事實不同，僅從“錨點”的內外區別這一角度不能充分揭示的執法決策模式。換言之，“錨定效應”究竟如何影響行政執法決策進而制約執法結果（穩定性）與執法效果（滿意度）？所以，在現有研究不能“深層描摹”行政執法案件的決策過程的情況下，找尋其決策邏輯就勢在必行。只有這樣才能回答執法決策與錨定效應關系中的關鍵問題——決策者在外界壓力和風險約束下如何進行決策？即執法人員在“外生錨點”作用下決策的基本邏輯是什么？具體來講，在不同的個案場景中，執法者如何協調沖突，化解矛盾，又如何進行執法決策？針對這些不同的壓力因素是否進行了有效應對？厘清這些問題，對統一執法尺度，規范行政執法行為意義重大。

2.文獻綜述

研究表明，人們進行決策時出于簡化認知步驟、提升決策效率等原因常常借助“獲得性啟發機制” ( availability heuristic)來進行快速判斷，這種依靠既有經驗與直覺的決策方式一方面確實幫助了人們減輕了認知負荷、降低了決策成本，但在另一方面又扭曲了決策判斷，背離了客觀事實。就本文研究的錨定效應與行政執法穩定性而言，學界認為人在進行量化決策時往往會比抽象決策更加情緒化，大量的事例也表明了初始錨位值對于決策行為的重要影響。這不僅說明了錨定效應可能確實干擾了執法穩定性，同時也意味著執法決策活動也會受到錨點效應的影響——在對一些選擇不太自信時，人們慣于根據以往他人的判斷先做一個增量決定，采一些小的可逆的步驟，來簡化認知任務，這就是所謂的“次級決策”。這種次級決策對行政執法的影響在于：面對不同的個案事實，執法者難以調和由壓力約束下的行政執法所形成剛性結果與新修訂行政處罰法所追求的柔性結果的沖突。 而Jeffrey Rachlinski（2005）、Thomas Mussweiler（2009）、李安（2013）與白建軍 （2013）進一步厘清了這些類型化的錨定效應：語意啟動范式是指在問題語境下 被要求比較判斷和絕對判斷引導出來的錨定偏差，如與有行政復議案件中比較行政主體過錯的原因力大小; 數字啟動范式是指單純數字呈現導致的錨定偏差，如行政賠償案件中的專家意見，可能會影響到賠償結果； 閾下啟動范式是指即使在沒有可供外顯比較的錨的情況下也會發生的錨定偏差，如司法前見（preconception）對執法決策的影響。 也就是說，行政執法中的錨定效應不能一概而論。

就錨定效應的表現結果而言，Verlin BHinsz（1994）與 eGretchen B．Chapman（1995）發現決策者在調整階段會可能會做出兩種行為: 趨近錨點和遠離錨點: 前者是標準的錨定偏差，估測結果會向特定的錨位值靠攏；后者是非標準的錨定偏差，錨點的影響反而會使估測結果遠離特定的錨位值。具體而言，錨定效應的影響呈現出“內外有別”的總體格局，在司法裁判中，權威參考意見、傷殘等級鑒定等外生錨的作用顯著大于法官個人能力、審理經驗等內生錨作用。同時，布迪厄（1989）這樣定義場域（field）概念，即經過客觀限定的位置間的關系網絡或者關系形構。場域是由社會成員以特定邏輯形態共同孕育的關系網絡或社會結構。相應的，在行政執法過程中，執法決策者在外界壓力與規范制度約束下呈現出顯著的外生錨定效應，而行政執法人員面對不同個案事實（不同場域）由于實踐經驗與專業水平所呈現的內生錨定效應。這進一步印證了錨定效應的推廣適用，但值得進一步研究的是，錨定效應在煙草行政執法中究竟呈現何種狀態?其錨定效應是否與現有研究一致？這種錨定效應是如何影響執法決策的? 對于本文所關注的煙草專賣執法的結果與效果問題，這又意味著什么?

3.對象選擇與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煙草專賣行政執法案件中的決策行為，選取行政執法人員作為考察對象。根據問題導向，要考察煙草專賣行政執法的穩定性與滿意度，就必須對煙草專賣行政執法行為做出較為細致的觀察，從而全面的反映出執法實踐中互動情景與處理邏輯。那么，為何選擇執法人員而非行政相對人作為考察對象。這主要是因為在行政執法案件的執法結果基本取決于執法者。換言之，執法者在定案時的主導作用要遠遠高于行政相對人，相應的，作為研究對象的價值也遠遠高于案件中的當事人。

本文主要采取定性研究的方式進行理論探索。這是因為由于各案事實情況不同，又有相當復雜的各種因素摻雜到了其中，導致各案裁量尺度無法從根本上得到無法統一。即使能通過科學手段控制一些變量的影響，但由于某些案件是不同行政主管部門自由裁量的結果，這導致了各地區甚至同地區案件的裁判尺度無法從結果上做到統一，所以無法采取定量方式進行研究。定性研究的具體方法包括深度訪談、參與觀察，查閱案卷。

4.煙草專賣行政執法中的實踐發現

4.1煙草專賣行政執法的錨定效應

現階段煙草行政執法過程中會存在兩種錨定效應：（1）外生錨定效應。具體來講，存在兩種顯著的外生錨定效應。一種是嚴防卷煙外流形勢下的嚴查嚴打壓力，這種源于政治行動的科層制壓力會使得行政執法人員將裁量行為轉換為羈束行為，并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行政執法的結果穩定性；另一種是新修訂的《行政處罰法》所倡導的柔性執法與人文關懷。可以預見的是，其所倡導的首違不罰制度與裁量基準將被廣泛推廣適用。那么，由于法律場域中的共識還十分模糊，行政執法將會存在大量自由裁量現象，但由于法律共識異常模糊，所以會出現“少用”、“慎用”的情況，即使進行規則運用時，也會由上級部門統一類案尺度，從而提高結果的穩定性。（2）內生錨定效應。由于服務型政府的建設要求與煙草行業政企合一的特殊性質，使得煙草行政執法在提高穩定性的同時要兼顧滿意度。換言之，煙草行政執法必須綜合考量社會輿論、行政相對人的影響，這無疑增大了煙草行政執法的難度，使得其行政執法人員需要具有高度的專業水平與充分的辦案經驗。而由于行政執法人員的能力水平參差不齊，其自由裁量執法結果的穩定性降低了。

4.2煙草專賣行政執法的情景要素

根據場域理論，筆者認為由于各場域中涵蓋的共識不一引發了相互區別的錨定啟動范式，導致了不一致的錨定效應。具體來講，本文研究的場域共識是經濟共識與法律釋義。前者是指的是經濟場域中價值標準，即社會是否為衡量這些違法成本提供了必要社會條件，其產生的是數字啟動范式的外生錨定效應；法律釋義指的是法律場域中理解釋義，即行政主體（行政執法人員）基于辦案經驗、專業水平等因素對違法行為與法律規范的理解釋義，其尺度大小就決定了行政執法結果的穩定性，即語意啟動范式產生的內生錨定效應；總之，不同場域共識對行政執法的影響不一致，其產生的錨定效應也不能一概而論。

4.3煙草專賣行政執法的執法策略

煙草專賣行政執法人員在酌定行政執法案件時，通常會進行如下執法決策——執法者在酌定裁量利益衡平時，不僅僅需要考慮具體個案的合情因素，還需要遵循集體案件的系統性，并通過一些非正式的技術手段去努力化解糾紛，維護社會穩定。這是由于社會大眾通常只看裁判結果，而不去關心裁判的規范性和程序性。受此影響，執法者們形成了結果導向的決策邏輯，竭力使裁判結果迎合社會評價。而執法者作為個案中的裁判并不那么中立，也可能會在個案中表達出作為鮮活個人的私人情感。但無論如何，在外部壓力與風險約束下，其決策裁量永遠在制度框架的要求范圍進行著合法律性與合社會性的兩重考量。接下來，我們將描述這個執法決策過程，揭示煙草專賣行政執法的決策邏輯。

4.3.1合法律性徑路選擇

針對煙草專賣行政執法案件，執法人員首先考慮案件結果必須符合法律規范，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決策合法律性的徑路選擇。執法人員通常會采取兩種路徑：證據固定與自由裁量。就證據固定而言，執法人員首先會依據現場情況對證據進行固定，并根據證據的證明力大小予以認定來選擇案由與詢問策略。具體來講，辦案人員會以“誰主張、誰舉證”的訴訟責任分配原則作為基準，并考量比較被固定證據的證明力與收集證據的難易程度來選擇案由與詢問策略。其現實問題是，面對相互沖突的外生錨定效應，卷煙零售戶與電子企業主體在訴訟能力與舉證能力上顯然不同，如果缺乏切實的能夠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據，將會導致執法人員常常處于一種舉證不能或舉證不利的現實情況。如果嚴格的以舉證責任分配原則作為行政執法案件責任認定的關鍵因素，勢必造成案件結果的“兩極分化”，甚至將正常的執法行為異化為非正常的“選擇性執法”。于是，執法人員就需要依靠分類裁量來應對個案的不同情況并回應行政相對人的訴求。在實踐中雖然存在法律規范，但一般是語義含糊的法律規范，缺少具體標準，這就無法指引行政執法人員選擇案由并確定結果。行政相對人確實都處于實質違法的狀態，只是違法的程度以及由于違法造成的社會影響不一致，執法人員在決策過程中常常依靠他的經驗、直覺、知識形成的司法前見，運用諸如誠實信用之類的法律原則以及習慣經驗以確定具體案件中的法律事實進行裁量。那么，在酌定這些行政案件時，感到棘手的也常常是對這些幅度的衡量評價。

具體來講，以事本主義為原則的行政執法希望糾紛能夠得到妥善的解決，這會讓執法人員在決策時常常根據司法前見直接形成判斷，而這種經驗性的判斷往往使得執法者由于閾下啟動范式而對案件形成固有印象。實踐發現，執法過程形成了一種“高共識——低共識”二元分類的決策邏輯。

4.3.1.1低共識與外生錨定效應

在低共識場景中，行政執法案件通常呈現出兩極分化的結果。例如，新修訂《行政處罰法》的首違不罰制度與裁量基準。由于行政主體與行政當事人很難在法律場域中就其法律預期達成共識，尤其在即將展開執法的電子煙案件，更缺少統一的社會價值共識，所以，在這種案件的執法結果常常與當事人預想偏差極大：一方面由于缺乏具體規范指引與可轉化借鑒的標準，導致執法者在裁量該類糾紛時往往直接根據案由尋找相應法律依據，并且通過比對證據與詢問筆錄，依靠司法前見形成內心確信，進行裁量。偏離當事人設想的結果并非說明執法者在隨意執法，恰恰反映了行政主體在經過內心確信后的裁量結果，之所以遠離當事人設想，甚至引發涉訴糾紛，是因為這是因為當事人雙方都對該類權利處于模糊感知的狀態，無法衡量執法結果與權利價值之間是否符合比例原則；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到看到的是，部分低價格共識案件的裁量結果在趨近當事人設想，這是因為雙方在進行執法決策與救濟決策時常常需要進行“次級決策”，因此，在這類低共識場域的糾紛結果自然會趨近于規范制度所預設的結果。當然，這種兩極分化的結果并不是說明這類案件的執法決策一定正確，因為定紛止爭而非合乎比例往往是司法實踐中的一種普遍現象，行政相對人想要完全的獲得實質上的公平正義只是理想狀態，法律上大多數糾紛的化解也只是注重程序上的結果。換言之，實然狀態在司法領域中往往重于應然結果。但在一定程度上倒逼當事人雙方對標錨點，激化了在低共識糾紛決策中的“錨定效應”。

4.3.1.2高共識與內生錨定效應

對于高價格共識糾紛來說，其結果呈現出較大的隨意性。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對于假煙案件等煙草專賣局無法直接作出處罰的案件，其處罰的結果由當地具有管轄權的行政主管部門進行決策裁量，由于缺少統一的裁量基準導致了處理結果的不穩定。通過進一步研究發現，在進行高共識案件的決策時，當事人雙方常常是根據自身經驗觀點而非案件糾紛的核心爭議來裁剪案件事實。這種依靠直覺判斷的導向不僅意味著雙方在此類案件中已經達成較高的共識，也表明執法者能夠層次分明地對待并處理案件細節，抓取與裁剪其中重要的，足以影響裁量結果的細節。當然，在實踐過程中，由于種種原因，執法人員往往會運用一些非正式的“迂回”技巧去詢問行政相對人，期以尋找到當事人的“弱點”，幫助執法者完成自由心證進行裁量。換言之，這是執法者自由裁量的法律場域，辦案人員內心確信的考量因素可能才是決定裁量的關鍵結果。也就是說，在高價格共識案件中，行政主體的“外生錨定效應”并不顯著，就需要我們在語意啟動范式下進行“錨定效應”的觀測。以無證運輸案件為例，根據現行《煙草專賣法》及其實施條例的規定，其案由選擇既可以是無證運輸也可以是未在當地批發企業進貨，但由于執法人員對案件決策的內心確信以及缺乏違法行為的競合規定，導致執法者遵從司法前見的自由裁量，增加了裁量結果的不穩定。換言之，在共識清晰的權利糾紛可能反而會因為執法者的內心確信而導致“同案不同判”現象。換言之，專業性極強的行政執法行為并不能讓行政相對人感受到裁量結果產生的過程，從而降低了對執法結果的合法性認可。同時，個人主導的詢問極易受到執法者自身司法前見的影響，導致裁判不穩定。從這一點出發，加強執法人員決策訓練，也能夠進一步提高裁量結果穩定性與執法滿意度。

4.3.2合社會性徑路選擇

法律運作由于專業化成為了少數人（執法者）的事情，但這種專業化讓大多數人不能感知到執法結果的生成過程，這就為執法決策披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那么，執法者要做的就是揭開這層面紗，讓行政相對人感受到執法活動中決策過程。對于一些特殊的群體性案件與低共識案件來講，執法者需要對案外因素進行考量，這不僅能夠增強了執法者自身內心確信，更能幫助執法者在外界壓力約束下可以分散一部分風險。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執法者聚焦于這些案外信息，其本質上除了彌補自身在進行決策時的信息不對稱外，更希望通過這些因素讓行政相對人感受決策過程，并說服其認可裁量結果。但需要說明的是，在各種壓力下，參考一些案外因素無疑是最能夠節約時間成本與執法者精力的裁量方式，通過群體效應來處理一些法律中十分糾纏棘手的技術性矛盾往往能夠建立奇效。但猶如飲鴆止渴一般，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過于依賴此種非正式方式處理法律問題，會造成執法者說理釋法能力的喪失。即是說，若執法者不能在社會壓力主導的案件下進行“化解社會壓力、優化裁量方案”的協調平衡的話，其造成的結果可能既不利于法治，也不利于輿論，導致政府部門公信力與權威性逐漸弱化，從而損害到司法制度建設本身。這就要求執法者在進行此類案件的司法決策過程中除了考慮合法性之外，還必須考慮社會輿論等系統性的后果。

換言之，執法者在決策時首先必須依法行事，但還需要考慮法律治理效果，即能否發揮定紛止爭的功能，這既是社會要求，亦是規范制度的合法性體現。因此，對于一些特殊案件，以“一把鑰匙開一把鎖”的方式作出執法決策，往往是比一把尺子執法更為普遍有效的方式。就酌定結果來說，雖然有正式的法律規范進行指引與約束，但實際中由于缺乏明確的標準，使得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存在著雙方都能退讓的空間。也正是由于當事雙方都已經充分地認知，并承認這一現實。所以，在低共識的場域語境下，即使雙方對權利價值認知模糊，也能夠因為充分“互動”而拉近預想結果。由此可見，此種情景中的規范制度是法律背景而非裁量依據，其執法結論既是執法者自由心證的結果，也是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雙方互動的結果。 ?

5.理論闡釋與政策啟示

本文試圖通過“場域共識誘發錨定效應”這一表述來概括主要經驗發現。即不同場域的共識導致了不一致的錨定啟動范式，進而產生了內外有別的錨定效應。這個表述有兩層含義: 一是社會孕育的經濟共識產生顯著的外生錨定效應，影響行政執法滿意度，在價值共識的案件中，執法者在外界壓力與環境約束下追求了安全與穩定的“錨點”，各案執法結果（數額）雖有不同，但其兩級分化的特征趨于穩定，“外生錨定效應”表現明顯。具體來講，在低價值共識案件中，由于權利價值模糊，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的設想往往由于稟賦效應或者訴訟投機主義而嚴重偏差，但在高價值共識案件中，由于社會環境已經為達成共識提供了必要的條件與限制，其結果一般趨近行政相對人設想，其執法滿意度相對較高。二是法律共識是執法結果穩定性的重要影響因素。清晰的場域共識可能增強執法者的決策信心，但法律場域的主導因素要顯著區別于社會場域的價值共識。這是因為執法決策過程中法律場域因素由于專業化程度不能被行政相對人清晰感知，而社會場域中的價值共識可以經過協商衡平進而達成一致。因此，在低法律共識場域中，行政執法雙方由于感知模糊，反而會在社會輿論及法律框架的約束范圍內進行次級決策，結果趨于穩定；在高法律共識場域中，由于存在自由裁量空間但無法統一裁量尺度，致使基于稟賦效應的行政相對人追求偏離行政主體的錨點，導致執法結果較不穩定。換言之，法律專業化的面紗是否被揭開影響了執法結果的穩定性，而社會環境能否提供清晰的價值共識才是提高執法滿意度的關鍵。

這種場域共識誘發錨定效應的現象反映出當代執法者的尷尬處境: 在復雜多變的執法實踐中執法者的個人努力與執法效果出現了南轅北轍的現象。顯著的“外生錨定效應”并沒有提高執法結果的滿意度，而經過內心確信的自由裁量甚至加深了執法結果的偏離度。即使執法者對權利價值認識清晰，但也會由于高度的法律共識誘發程度不一的自由裁量進而導致執法結果不穩定；相反，對法律共識的模糊認知反而促使執法者進行了相對保守穩定的執法決策。

第一，如何認識執法穩定性？

本文有關低共識案件的“兩極分化”結果顯示了執法者在社會價值模糊時，容易受到外界環境影響而制約執法決策。但這并不是說執法者受到的外界約束就一定會導致執法結果的不穩定，這種兩極分化的結果恰恰顯示了執法者在壓力約束下容易進行保守決策，進而使得執法行為相對穩定。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在觀察執法結果是否穩定，裁量尺度是否統一時，并不能僅僅關注案件結果本身，要聚焦在生產裁量結果的司法決策邏輯，追求更深層次的邏輯體驗。只有當法律規范或者司法決策背后運作的邏輯趨于穩定時，執法結果穩定性才能真正提高。那么，對壓力約束下的行政執法所形成剛性結果與新修訂行政處罰法所追求的柔性結果的沖突而言，與其說顯著的外生錨定效應影響結果，不如說是由于法律共識不統一導致的。以嚴防卷煙外流壓力下的剛性執法要求從根本上難以達到新修訂行政處罰法所倡導“首違不罰”制度，執行者在進行執法決策時受到了多種壓力約束，導致難以通過專業水平、經驗學識等內生錨點進行調和。此時，執法人員本身努力的作用可能微乎其微，塑造統一的場域共識才是打破這些沖突張力的關鍵。

第二，如何提升執法滿意度？

即怎樣有效的提高執法滿意度？根據本文的研究發現，不同場域共識誘發不同錨定效應。對于清晰的法律共識場域中，執法者通常需要按照證據規則進行證據固定，但也存在自由裁量的空間進而偏離當事人設想結果。此時，執法者對于行政處罰、比例原則等法律概念在具體個案中的把握等內生錨點才是影響結果的關鍵；而對于模糊的法律共識場域中，執法者必須要首先進行合法律性的框架選擇，適當通過協調平衡社會輿論與合法律性之間的張力，甚至在某些情況下，還需要以一些非正式的手段進行利益衡平。此時，制約執法者決策的，除了社會對權利價值共識外，輿論壓力、法律因素都可能約束著裁量結果。基于此，筆者認為整體地強調執法者自由心證與環境制約對裁判穩定性的影響并沒有太大作用，分門別類地將有限的資源投入不同的決策情景中才可能更具效果。

具體來講，對于模糊的社會價值共識而言，營造社會共識不僅可能幫助厘清權利邊界，更能夠提高行政相對人對行政執法的滿意度。從這個意義上講，“宣傳專賣法律法規”、“引導客戶誠信經營”等對于外界錨點的控制要比“提高執法者隊伍素質” 更能提高執法效果。與之相對應的是清晰的法律共識，執法者對“法律預期”與“規則釋義”的自由裁量才是決定案件的關鍵。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強化執法者內生錨點因素要比完善外界錨點更能有效糾正執法偏差，提高執法結果穩定性。

執法者在進行司法決策時必須考慮社會背景，僅從微觀層面進行法律規范分析而忽略宏觀社會的復雜背景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而即使微觀的法律規范演繹也不能脫離宏觀社會的實際情況，如果兩者不能接軌，最終只會使得兩者分道揚鑣。同時，規范制度本身也會受到社會條件的制約。誠然，這是長期以來社會結構與意識形態長期孵化的結果，但這也提醒了我們，長久以來，對于某些案件來講，我們總是著眼于它的末端處理，即交于執法者自由心證即可，而疏于關注它的源頭治療。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客觀情況與執法結果的偏離程度，降低了社會公眾的滿意度。同時，本文的研究發現表明，整體地強調執法者自由心證與環境制約對提高執法滿意度并沒有太大作用，分門別類地將有限的資源投入不同的決策情景中可能更具效果。 ?

綜上所述，各種壓力的要求交織圍繞創造了執法者行政決策的特定象限，而在嚴格規則與自由裁量之間的張力又創造了行政執法人員知識生產與再生產的特定空間，成為了其知識與技術發生的基質（matrix）。我們需要做的是對這種張力進行平衡，而非不加甄別地全部試用。執法糾偏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面對這些千頭萬緒的創新改革，工作導向要有所側重才能有更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