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與研究農戶的生產經營行為，對于理解農村社會和農業結構變遷，無疑有著直接而重大的意義。

　　在今天的中部農村，農戶種植經濟作物的趨勢如何？動力何在？農戶、企業、政府等利益相關方怎樣博弈？農地的集體所有權、小農承包權、大戶經營權之間的關系怎樣理順？

　　基于對上述問題的思索，2013年7月上中旬，我們組織學生二十余人赴皖南宣城市石村（村莊名稱已做化名處理）開展暑期支教和調研活動。這里在土地整村流轉的背景下農民、村集體、地方政府和國有資本之間的關系互動，以及由此形成的農業種植結構、農民生活狀況、農村基本樣態的變遷，引起我們濃厚的研究興趣。

　　宏觀波動：種煙背后的辛酸歷史

　　石村位于當地知名的一條大江江畔，半山半圩，距318國道2公里。由兩個大行政村在2004年合并而成。23個村民組覆蓋12個自然村，共有農戶989戶，3569人。其中勞動年齡人口1800人左右，外出務工人員約1000人，60歲以上老年人口800人左右。現有耕地面積為4224畝，其中計稅面積為3060畝。另有山場2800多畝，其中集體山場400多畝。該村農業種植結構經歷了“兩季稻——兩季稻加一季油菜——三季稻——兩季稻——一季稻加一季麥——一季稻加一季煙”的歷史流變。煙葉生產，儼然成為村兩委的中心工作，也成為撬動村莊經濟、社會結構變動的一個杠桿，更是理解這個村莊人們的生活狀態的一把鑰匙。

　　皖南地區屬于濕潤季風氣候，紅土的土壤pH值小，接近中性，長江中下游地區水熱條件優越，有利于煙株的生長發育，屬于安徽省煙葉生產最適宜的地區。整個皖南地區的煙葉種植從上世紀70年代至今已有40年歷史，最高峰時期種植面積曾達到19萬畝。

　　煙草行業，目前仍被稱為“計劃經濟保留最完整的最后一塊堡壘”。1983年9月，國務院發布《煙草專賣條例》，正式確立了國家煙草專賣制度，翌年，國家煙草專賣局成立。煙草專賣制度1992-1994年間經歷了一次重要調整。

　　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后形成的全國性經濟過熱，不可避免地波及到煙草行業。在地方政府大干快上、追求建立發展政績的過程中，煙草這一計劃經濟最堅固的堡壘也受到市場力量的沖擊，無數小農自發無序的擴大種植規模與地方政府的政績沖動產生共振，配額供給、計劃收購的游戲規則被打破。國務院不得不于1993年1月初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煙草管理的通知》（即國發[1993]7號文件），先于該年年中的“宏觀調控16條”，表達了中央政府對地方經濟過熱的明確否定姿態。文件宣布取消當年的煙葉生產扶持費，對超計劃收購的煙葉稅全部上繳中央財政，對超計劃或無計劃交售的煙葉其收購價下調20％。

　　一系列嚴厲的宏觀調控措施，對此前各地紅火的種煙勢頭無疑是毀滅性的打擊。以至于石村略微上些年紀的人們在追溯當地種煙歷史過程中的幾度反復時，總會提到1992、1993年：“種了一年煙，賣給煙草公司，最后說不要了，跌價跌得慘咧。”自那之后，石村農民雖仍對種煙的高收益心向往之，卻始終沒有出現大面積種植的勢頭，只有少數村民通過自發流轉他人的承包地、零星地以10畝以內的種植規模間歇性種煙。

　　2005年，事情有了轉機。此前一年的最后一天，皖煙公司正式成立，其大背景是國家煙草局2003年前后開始推行的“工商分離”改革，各省陸續成立了與煙草專賣局平級的中煙工業公司，地方性中煙公司具有從煙草專賣局剝離出來的部分行政管理權，可以統一安排生產和調配地區資源。安徽中煙公司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把煙葉產區的生產經營功能強化，專門設立皖煙公司負責皖南煙區煙葉的生產管理、技術研發、物資采購、收購銷售。

　　石村2005年開始大力發展煙草生產，當年取得2200元的畝均收益。2007年，皖煙公司與石村進行初步合作，投資1000余萬元實施煙水配套工程，改善農田水利基礎設施條件，當年該村煙葉種植面積達到1000畝。2012年，公司又與村簽訂烤煙訂購協議，約定該村每年確保1700畝的煙葉種植面積。根據這一協議，村集體動員全村農戶簽訂土地流轉合同，將土地流轉到村，而村則提供由皖煙公司補貼的400元作為承包費給流出土地的農戶。在此基礎上，村集體再將土地發包給愿意種煙的農戶進行規模經營，現已形成20畝以上規模的煙農24戶，同時依然保有20畝以下散戶煙農21戶。

　　從分到合：土地流轉的幕后推手

　　安徽是當代中國農村以分田到戶為起點的家庭承包經營制度改革的發源地。在這里發現類似蘇南的發達地區普遍推動的土地流轉和規模化經營，特別是由行政村和鄉鎮來聯手推動這一過程、而且農民又比較“配合”地完成了這一過程，的確值得深思。至少可以追問兩個為什么：第一，最為“善分”的農民，為什么如此“聽話”？第二，本可“無為”的鎮村，為什么這樣“有為”？

　　上世紀90年代初的一撥種煙失敗后不久，石村在1994-1996年出現了一次大規模的外出務工浪潮。種糧收益明顯下降，種煙風險又不可預測，鄉村自身所蓄積的活力逐漸喪失，人們紛紛到鄰近的上海、浙江等地務工，最高峰時期外出人員達到1300人，超過了總人口的1/3。2007-2008年，由于東部地區勞動力成本的提高，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皖南地區則近水樓臺，率先承接了大批項目落地。石村因毗鄰318國道，交通便利，成為沿國道一線設立的多家工廠招工的首選。其中，來自上海的一家服裝廠就吸納石村就業人口達到200人左右。與此同步的是安徽省新農村建設和城鎮化進程的快速推進，凡此種種，為瀕于凋敝的鄉村注入新的活力，也由原來的追隨東部地區發展的長距離打工經濟，轉變為一種帶有內生性的、以就近就業為主的打工經濟。據粗略的觀察，每天早上5點到7點間，從村莊深處往國道方向，陸續有上百輛摩托車、電瓶車駛出，而他們也將在晚上6點左右駛回村莊。這是一種不同于傳統農村那種寧靜的、早出早歸、早吃早睡的農業生產節律的全新生活節奏，它是現代化的、緊張而充實的。在我們隨機選取的幾個自然村或村民組中，在本村居住的純農戶、就近就業的兼業農戶以及就近就業的非農戶，都超過了50%。在人口大流動的時代，對于一個中部地區村莊而言，這樣的結構可以認為是均衡甚至“不退則進”的。

　　打工經濟的興起提高了農戶收入，弱化了土地對于農民的保障功能。而在這個階段，農戶之間的土地自發流轉雖很平常卻也很難說活躍，低廉的地租甚至親友間無償的禮俗式流轉，也不可能如發達地區那樣給土地附加諸多的福利光環。因而，在相當一部分人、特別是務工戶和兼業農戶看來，土地的價值是下降的或未被開發的。他們，成為土地流轉到村的最主要支持者。農民生計結構、就業結構、收入結構的變動，連鎖地反饋到鄉村人地關系結構的變動上，使其重估土地自營與流轉的成本收益。這與30多年前那個夜晚，小崗村18戶農民的窘境是決然不同的。這既是特定發展階段水到渠成的產物，也是土地稀缺性變動后的非意圖后果。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鎮村如何充當了幕后推手？稅費改革后，鄉鎮財政上解的壓力固然消減，但其財力羸弱的格局則一仍其舊。在實際的行政運作中，“以縣為主”的財政支出架構往往會以各種名目最終將壓力層層下壓到鄉鎮。在捉襟見肘的財政條件下，縱然項目制提供了另外一條非常規的籌資渠道，但對大部分鄉鎮來說，仍然無為是常態，有為是例外。石村的這個例外，與煙草的行業特殊性密不可分。

　　國家對煙草征收農業特產稅是從1989年全面開始。到了1994年，分稅制改革將各個稅種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進行了重新劃分，也相應地形成各自的利益格局。農業特產稅被劃分為純地方稅種。它在當時所發揮的作用有二：其一，滿足了高度依賴特色農產品而發展的、往往也是貧困的農業產區、山區地方財政特別是縣鄉一級財政的基本維持、運轉與發展的需要。其二，在當時糧食生產滑坡、農民種糧積極性不高（以至于中央領導人陳云針對“無工不富”提出“無農不穩，無糧則亂”的嚴重警告）的特殊歷史背景下，作為以稅收杠桿抬高部分經濟作物、尤其是利潤率較高的特色農作物的產品稅負，并影響其最終產品價格，進而維持糧經作物之間合理比價、穩定糧食種植面積、保證糧食生產的穩定增長的一種工具，對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發揮了重要的宏觀導引作用。

　　除了對煙葉征收稅率為20%的煙葉稅（原農業特產稅在2006年與農業稅一并廢止，但煙葉稅除外），對煙草的終端產品卷煙征收稅率為17%的增值稅的25%、稅率為25%的企業所得稅的40%，以及營業稅等其他稅種，都成為地方政府煙草財政的重要來源（見表1）。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也知悉地方政府的這一考慮，《朱镕基講話實錄》中有他對此的評論：“縣、區、鄉鎮為了多收農業特產稅，也不管煙葉銷路如何，層層下達煙葉種植任務。”具體到這一案例，在2010年以前，皖煙公司上繳給地方的煙葉稅中，鄉鎮與行政村實行七三分成。在此之后，這個比例顛倒過來，行政村獲得煙葉稅的70%，鄉鎮得到30%。這一調整，極大地調動了村一級組織的積極性，實際上為石村創造了每年14萬元的穩定收入，使稅費改革后一度失去獨立經濟來源、又無集體企業支撐的行政村有了擺脫弱勢地位、壯大集體經濟的機遇。

　　土地集中的動員工作分四個階段：首先，村兩委組織村民組長開會，提出集中流轉土地、與煙葉公司簽約的動議，并把由此帶來的基礎設施條件改善、村民收入水平提高等好處講明，請他們向各自所在的村民組成員宣講并征求意見。

　　其次，村兩委召開村民代表會議，召集小農戶代表、原種煙大戶代表、原種糧大戶代表、兼業戶及務工戶代表等各利益相關方進行座談，逐一聽取意見。這個環節最為重要，涉及到的各利益主體之間并不完全一致。比如，務工戶、兼業戶是主要支持方，原種糧大戶往往是受損方，原種煙大戶擔憂的是自己能否在新一輪發包后繼續獲得承包資格并在原有經營規模上有所改善，小農戶則要考慮地租價格是否合理并提防自己的承包權不被所有權、經營權吞噬。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