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禁煙是清末民國的一項重要政策。鴉片進口，大量中國人深受其害。各地方政府也想盡辦法，督促民眾戒煙。民國進入第二個年頭，1913年初，在江蘇省，巡警總局鑒于禁煙雖已實行，但仍難免有私吸情事發生，所以特別稟請都督府，核準在玄妙觀設宣講所。因江蘇人性喜聽書，故要求說書人在說書之前，附帶演講鴉片之危害，勸人民早日戒除。蘇州城有個名叫光裕社的說書團體，在接到巡警總局的指示后，表示愿擔此義務。

　　但是鴉片成癮，顯非單靠說教就可戒掉，一手軟，另一手還需硬。在《申報》1913年1月4日刊發上述消息當天，上海禁煙局調查員徐士文，在小南門外查知江北人(江蘇北部人)、人力車夫姜鴻壽家有違禁私吸鴉片情事，當即協同533號巡士，進內搜查，查獲煙具煙膏等物。徐調查員將姜鴻壽押解至商埠巡警局法辦。

　　第二天，調查員王增壽又在小東門外查見江北人陸阿四持有煙膏煙盒，當即把他拘押。后在禁煙局長的指示下，將陸阿四與此前被拘押的煙犯張子山、楊海和邱克明共四人，一并提回訊問。

　　這一天，上海禁煙局嚴局長還特地拜會了商埠巡警局長文云。嚴局長說，他接獲調查員報告，得知各鄉盛行打嗎啡針，作為鴉片成癮者的替代品。現已查得閔行鎮的更夫阿關泉，每日在打更棚內代人打針；另外，在北橋鎮開鐵店的吳煥章，也販賣嗎啡。

　　“嗎啡針一項，害人性命毒于鴉片萬倍，現在司法總長已經定有專律懲治此種人犯?！眹谰珠L說，他已轉飭閔行區官，派干警將更夫阿關泉捉拿歸案，現場起獲針、藥贓物?，F在北橋鎮涉案的吳煥章，可否直接由貴局派警前往？抑或由閔行區官就近派警前往查緝？希望貴局酌量施行。言下之意，嚴局長還是以商埠巡警局出馬為第一考慮。

　　據《申報》報道，嚴局長細數了嗎啡針的可怖之處，表示民眾往往受針數月即肌膚潰爛而死。既然現在嚴查吸食鴉片，難保沒有不肖煙民，以藥針作為替代品，自尋死路。如不嚴密稽查，并施以重罰，不足以讓販賣嗎啡者警惕，也無從解救這些煙民的生命。禁煙局已函請各鄉的自治公所，隨時進行訪察，發現嗎啡人犯，立即報案。同時，也希望商埠巡警局予以配合緝拿。

　　禁煙需要跨部門合作，上海彼時還有英美與法租界，分割治理，加大了禁煙的難度。更難的是，禁煙影響了殖民者的貿易利益，因而受到英國很大干涉。

　　但就國內而言，禁煙令之下，各地政府貫徹不一。譬如在江西、安徽接壤處的湖北黃梅縣，縣知事何世廉奉命禁煙后，立即嚴厲執行，重懲種植戶，封閉煙館，查禁煙民，“不數日間煙毒已有肅清之象”。但是江西的德化、安徽的宿松二縣，禁令均屬松懈，一般煙民因湖北查辦過嚴，就跑到這兩個縣去暫避，對禁煙構成大礙。湖北民政長夏壽康因此致電江西省都督李烈鈞、安徽省都督柏文蔚，希望對德化、宿松兩縣嚴切查禁。

　　雖然同屬湖北省，但公安縣的禁煙就比黃梅縣廢弛得多，其中尤以與湖南灃州接壤的何家潭、石子灘等處最為嚴重，以致湖南省煙民越境購吸，對湖南省禁煙構成障礙。湖南省的都督譚延闿為此來電責難。湖北省民政長夏壽康，以該縣知事羅仰煥漠視禁煙為由，決定嚴懲，以儆其余。將羅知事撤職后，又派委員前往查辦。(《申報》1913年1月9日《鄂省禁煙交涉近狀》)

　　除了各省步調不一外，禁煙執法者的腐敗也成為影響民眾觀感的大問題。這其中的一個案例發生在上海崇明縣。該縣知事王紹曾，在任內與禁煙調查員施芳百、民團總長黃仲芬、縣參事會議員張宗華等人，“狼狽為奸，借禁煙問題任意敲詐?！焙髞硎芎Φ泥l民上訪告狀，蘇州高等審判廳調查案卷后，將他們四人依據刑律，判處有期徒刑，飭令崇明地方檢察廳提案收禁。王紹曾等人不服，準備請蔡翔時、陸才甫兩律師提起上訴，希圖翻案。但因該縣檢廳已派警前來拘捕，所以他偷跑到了上海，崇明縣地方檢察廳為此電請上海地方檢察廳派警截留。(《申報》1913年7月3日《崇明知事犯罪之原因》)

　　上至縣知事、參議員、民團總長，下至普通的禁煙調查員，借禁煙之名敲詐勒索已成普遍現象。甚至于還衍生出一種職業，偽冒調查員禁煙，以索取好處。“近自禁吸鴉片以來，每有不肖之徒假冐調查員名義，恐嚇勒索，無所不為?！辫b于此，上海禁煙局嚴局長特再下令，要求本局調查員查有私吸私售情事，均須拘至當局等候發落，不能私下受賄。他已密派親信友人，分投偵查，以便對違法者進行拘拿究辦。(《申報》1913年1月11日《查究冐名索詐》)

　　1913年1月26日，《申報》專門針對此種現象刊發雜評《敬告主持禁煙事宜者》，內稱：“凡百禁令之設施，茍雷厲風行，往往易流于騷擾。蓋執行禁令者未必皆賢，而不賢者每利用社會心理上之恐怖，以行其奸欺，而社會遂厭苦其騷擾。此不獨禁煙為然，而禁煙之調查其尤顯著者也?！?/p>

　　這篇評論的作者進一步稱，他所顧慮的不僅是騷擾，而是我國社會的另一通弊：為避免騷擾，矯枉過正，因噎廢食，致使對禁令不敢執行。“為安靖人心計，為永保法令之實行計，嚴密約束調查員，實為今日禁煙問題中之急務?！?/p>

　　即便站在現在的立場看，禁食鴉片也是一個良政。只是鑒于吸食鴉片者重，決策的策略性和可操作性必不可少，甚至需要一定的執法緩沖期，對吸食和販賣者也應有不同的處理區隔。從當時的《申報》報道可以看出，這個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委實走樣很多。官員的舊道德崩解，而新制度尚未建立有效的制衡機能。其結果是，各地長官或者虛與委蛇放縱販賣吸食鴉片；或者令行禁止嚴肅法紀，則陷入擾民和敲詐的泥潭。《禮記》中有“苛政猛于虎”的說法，其實，在民權不彰的時代，有時候良政又何嘗不能達到此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