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酌言歡，品茶論道，這些雅行，都被看作是文人的氣質與風度。相對品茶小酌等不言自明的名士風度而言，吸煙實在難登大雅之堂，甚至也常常為人詬病。但總有一些現代吸煙或不吸煙的作家，想盡辦法絞盡腦汁為吸煙“正名”。

　　這種正名的途徑大致有二：一種是在生理層面，說吸煙無害；一種走精神路線，言吸煙與自由、性情之關聯。第一種正名，從一開始就虛弱無力，科學早已證明吸煙不僅有害自身，而且還要殃及旁人，無數二手煙民對此也是怨聲載道。一人吸煙，眾人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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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種方法最為聰明取巧：一則是將吸煙與自由、性情等文人所最為推崇的價值觀念相聯系，就猶如灰姑娘成了白天鵝；二則性情、風度等都是人人殊異，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東西。我說是自由，你說不自由，沒有科學的標準裁判，所以就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事情。有些時候就看誰的位置高，誰的聲音大，誰的耐力強，堅持到底就是勝利。哪怕就剩一個人；三則是“與時俱進”，與反思“科學主義”思潮的觀念相隨，趕時髦。用時代前沿，來論述一個古老的話題。既有歷史感，又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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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以為小酌品茶的都是紳士名媛，而鼓動吸煙的都是莽漢土匪。這是明顯的“出身論”，以“貌”取人。徐志摩、林語堂可謂是現代文學的紳士、謙謙君子，可就是這樣的紳士卻將吸煙與自由、性情聯系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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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志摩曾先后游學美國、英國。在牛津的時候，校園氣氛自由活躍，與詩人飽滿的激情和涌動的思緒相暗合，所以留下的都是自由閑適的記憶。徐志摩將在牛津的愉快記憶，歸結為牛津的“吸煙主義”。牛津的秘訣就是導師“對準他的徒弟們抽煙”。按照牛津的標準，只要“學會抽煙，學會沙發上古怪的坐法，學會半吞半吐的談話”就可以畢業了。徐志摩只是將牛津寬松自由的氛圍作了一個浪漫主義的詩學表述，他強調的是不拘一格，任其自由發展的教育模式。徐志摩說：“多少偉大的政治家，學者，詩人，藝術家，科學家，是這兩個學府的產兒——煙味兒給薰出來的?！?br />?
　　一個“薰”字，說盡了“吸煙主義”的精髓。薰不同于烤，不能用急火，只能小火來；薰不能如烤炸等速成，只能一點點慢慢來。總之，薰不是燒烤似的“急進主義”，而是不溫不火的“改良主義”。薰，不以硬性改造為長，而以感染浸淫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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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志摩借“吸煙主義”談大學的文化氛圍，屬于憂國憂民的“大”問題，而且徐氏的文筆輕松幽默，態度沖淡平和。這樣的論說基調也容易讓眾人接受，不會遭到太大的反對非議。但是，我們從徐氏四平八穩的論調中，大體可以看出他是不吸煙的，要是吸，也是裝模作樣，擺個“珀斯”，顯示一下風度啥的。（具體徐志摩到底吸不吸煙我無考證，這里純粹臆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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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較之徐志摩談“吸煙主義”的平和而言，另一紳士林語堂的論說就有失風雅了。觀林氏人生發展的軌跡，可謂是中規中矩。按理來講，有這樣一帆風順的人生境遇，作文論說應該是閑適平和的。但是，林語堂早期的文字卻并非如此，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浮躁凌厲”，或用我們熟悉的左翼文論語匯說就是“充滿了戰斗性”。大家都知道“三·一八”慘案之后，魯迅寫了《為了忘卻的紀念》。殊不知，林語堂也寫有《悼念劉和珍楊德群女士》一文，其間的憤怒筆伐，似乎是不在魯迅之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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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間之物，都是一反一正的。有人嗜好吸煙，自然就有人主張戒煙。自己不是煙民，不知戒煙的難與易，不知戒煙的苦和樂。但是看了林語堂的《我的戒煙》之后才知道，在他老人家眼里，吸煙與戒煙這樣的生理之別，竟然也是關乎性情靈魂的“大”事情了。在林氏那兒，煙民也是分三六九等的。凡是只把吸煙當作一種生理過程，隨便就能把煙戒掉的人是“不配談吸煙的”，因為他們“忘記了吸煙乃是靈魂上的事情”。林氏這樣的論調可謂是“上綱上線”，出語傷人太深。好不容易戒掉了吸煙的“陋習”，卻不小心連靈魂也給弄丟了，猶如倒臟水一起把孩子也給倒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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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林語堂看來，文人是萬萬不能戒煙的。學得文武藝，貨賣帝王家。文人以文為生，靠文吃飯。李白斗酒詩百篇，那是因為李白可能不會抽煙，只能是借助酒精的刺激，到達迷狂之境，揮毫潑墨吧。林語堂主張以吸煙達到“心曠神怡”的迷狂之境，用老百姓的通俗表達就是“飯后一支煙，賽過活神仙”。我們實在應該佩服老百姓的智慧與境界，這些體驗絲毫不遜色于我們的文壇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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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張“吸煙主義”的同時，林語堂還念念不忘嘲諷一下那些想戒煙的人“為什么人生世上要戒煙呢？我們人類的行為，總常是沒有理由的，有時故意要做做不該做的事，有時處境太閑，無事可做，故意降大任于己身，苦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把自己的天性拂亂一下，預備做大丈夫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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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都說是“文人相輕”，文人說起文人來，自然下語也要尖酸刻薄得多。雖然較之徐志摩借煙談文化環境的“大”問題，有了一些“進步”，開始關注吸煙與個人性情、靈魂之事了。但是明眼人早已看出，林氏還是借煙說事，不過這回說的是那些沒有性情、靈魂和骨氣的文人。這樣看來，林氏就沒有徐志摩那般“紳士”了，那般“平和寬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