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草在線據《檢察日報》報道　　不久前偶遇一位“領導”，談起最近的生活苦不堪言。原來自2013年底中央下發《關于領導干部帶頭在公共場所禁煙有關事項的通知》以來，向來煙癮大的他便陷入了“水深火熱”之中，不由得感嘆做官難，做不抽煙的領導干部更難。

　　要求領導干部在公共場所禁煙，這只是重申了作為普通公民的法律義務，緣何會引致領導干部如此不適呢?這大概反射出當前法治的某種痹癥，當被領導視為治民之法用到治官時，感到不習慣乃是自然反應。這也從側面表明，在執法過程中，領導干部構成了關鍵因素，既是各項政策的制定者，又是執行者，本身也應是受到制度規范的守法者。這一行使權力的群體如何看待法律、如何對待執法行為，乃是法治生成的重要影響因素。

　　眾所周知，我國在控煙執法方面“欠賬”嚴重。導致禁煙執行難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也與領導干部的態度甚至作風相關。破除執法困境的一個突破口，不妨就從領導干部的不適應開始，通過自上而下的責任化安排，并通過自下而上的倒逼式監督，率先將官僚體系納入嚴格執法的鏈條中。這樣既能突破禁煙執法中最難克服的“堡壘”，從中確立執法的權威與底氣;又能通過領導干部帶頭守法，塑造移風易俗的良好環境氛圍；更重要的是，這種禁煙行動所引起的必然邏輯環節，便是加大對官員煙草腐敗的治理。

　　日常生活中，煙草往往成為拉關系、搞腐敗的“敲門磚”。“禮品煙”、“特供煙”由此也層出不窮，“公款消費香煙”更相當普遍。官員吸煙現象的衍化，不僅帶來禁煙執法上的障礙，更隱含著刺激腐敗的極大危險。在一種不良的官場文化中，煙草容易刺激官員畸形的消費心理，而這恰是腐敗的重要溫床。一些干部在煙越抽越貴的迷霧中自己慢慢也“飄飄然”，失去了公務員的本性與倫理，最終滑入貪腐的深淵。

　　當然，相對于公共場所禁煙而言，治理官員的煙草腐敗更難，因為它會隨著治理政策的加強而改頭換面、暗渡陳倉。但不容低估的是，這種扭住現實問題治理腐敗的微觀思路，無疑值得期待。于改革背景下談論腐敗治理，中國需要的不再是理論與主義，而是問題與動作。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禁賀卡、禁月餅券、禁公款購鞭炮等條條禁令，看似都是反腐倡廉的細枝末節，但恰恰是一種踐行制度的實際舉動。從制度運行的角度看，這些小事最終都指向公款消費、奢靡腐敗，都旨在激活法律制度的權威和效能。

　　以往很長一段時期，我們就腐敗治理談論更多的是宏大制度的架構，如何從體制和制度上設計出“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制度籠子，某種程度上也將腐敗高發歸結為制度不健全。這種唯制度論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容易讓人對現實中的問題缺乏敏感度，對制度執行中的規避現象缺乏應有的警惕。時至今日，在較為完善的制度框架下，我們真正缺乏的往往是針對一種現象、一種問題，逐個逐個解決的恒心與毅力。

　　其實，對于腐敗治理也好，針對法律實施也罷，當下踐行法治離不開這樣的微觀思維。禁煙令抑或是其他各種“緊箍咒”，本質上都是矯正失衡的官員職業倫理，導正現代法治政府對官員的規范性要求。而從行為規范上看，真正起到實效的正是類似針對性強的微觀治理方案。當然，這種方案雖然微觀，但必須是長期穩定且可持續性的，由此才能在官員心中確立恒久的制度化預期，才能養成奉公守法的行為習慣。如果每一個問題都能得到這般長效治理，那么看似是為治本贏得時間的治標之舉，實際上也構成了法治落地的一步步腳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