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草在線據《文匯網》報道　　“我不明白，為什么所謂的煙草科研在我國還能獲得有關獎項？為什么‘低焦油等于低危害’之類的說法大行其道，甚至成為煙草公司推銷產品安全性的理由？國際上大量研究已經證明這都是偽科學！”

　　3月31日，一場名為“慢性非傳染性疾病防治策略”研討會在上海舉行，衛生部部長陳竺就中國控煙問題發表演講。令人意外的是，這位一貫溫文爾雅的醫學專家對“煙草”二字表現出相當“憤怒”。有人說，興許他是醫生出身，才更深悉“煙草”對百姓健康之殤。

　　今年是我國履行世界衛生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的第六個年頭，可關于“中國式控煙”的話題卻愈發隱晦——控煙進展緩慢，無法回避。“抵制煙草的進程較為遲緩，可能源于對嚴格控煙措施（特別是煙草價格上漲）所帶來的負面反應的擔憂。”陳竺直言不諱，如同許多醫療衛生問題一樣，控煙也并非衛生部一家所能達成，而是一個需要社會多方面協作才能完成的問題——“控煙”工作在多方利益的交織與博弈中探索前行。　　

　　“為什么要控煙？”

　　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中，一條新內容并沒有引起人們太多的關注：在未來5年，將人均期望壽命提高1歲。這亦成為“十二五”期間的醫改目標。與這條目標同時出現在規劃中的還有“控煙”——這是國家發展核心計劃層面首次將“控煙”納入議事日程，要求全面推行公共場所禁煙。

　　一個國家把提高人均壽命的使命，寄予“掐滅一根煙頭”，而非最新的醫療技術與藥品研發，揭開的是一個關于慢性非傳染性疾病防控的嚴峻話題。

　　從醫生的角度，陳竺列出一組痛心的數據：慢性非傳染性疾病導致的死亡，約占我國所有死亡的83%，它們包括腫瘤、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系統疾病等。這些疾病還在呈上升趨勢。而吸煙已被無數國內外研究證實是導致這些疾病發生率和死亡率提高的最重要的危險因素。目前，我國每年歸因于吸煙的死亡人數已達120萬人——超過艾滋病、結核病、交通事故和自殺人數的總和。預計到2030年，每年將因此致死200萬人。換言之，每天我國有5000人死于吸煙引發的疾病。

　　被一包香煙威脅的，不僅是國人的健康，還有國家日益沉重的醫療經濟負擔。“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煙草危害負擔最重的國家。”作為一個衛生政策的制定者，陳竺簡單說明了戒煙與節約醫療資源的邏輯：隨著戒煙人數增加，健康狀況會改善，卒中、心臟病、肺癌等疾病的住院率也會隨之下降。

　　“2011年，我國生產卷煙24245億支，比2000年增長了45.3%，煙民超過3億，煙草的生產量和消費量都是世界上最高的，即便按人口比算，也是最高的——有人會說我們國家人多，以此搪塞這個問題！”他分析，吸煙危害的滯后性，是致使煙草的危害被嚴重低估的原因之一。　　

　　煙包警示標志內外有別

　　全球成人煙草調查的中國數據顯示，與高收入國家相比，中國僅有1/4的成年人意識到吸煙的健康風險。這種健康意識的缺失存在普遍性，甚至包括那些男性醫務工作者（其中的40%為當前吸煙者）。陳竺分析，除了吸煙危害的滯后性導致人們對吸煙危害認識不足外，控煙協調部門政企不分、煙稅與煙價偏低、無全國性控煙立法，以及非法煙草廣告和公益贊助依然存在等，是更深層次的控煙頑疾。

　　“煙草業的收益催生了慢性非傳染性疾病帶來的日益增加的疾病負擔，但價廉的煙草仍被視為一種正面的社會益處。煙草業是唯一需要向地方政府納稅的農業產品，因此與其他農業活動相比，地方政府更有積極性鼓勵煙草的種植。中國煙草業還資助興建了一些學校，持久的影響力可見一斑。”在最新一期的《柳葉刀》中國專刊上，這位衛生部長直言，在中國，抵制煙草進程的遲緩可能源于對嚴格控煙（特別是煙草價格上漲）的負面反應的擔憂。

　　由此，可以理解各地在推進控煙工作時“曖昧不清”的態度，煙草公司宣揚的“低焦油就是低危害”、“中草藥煙”、“保健煙”等嚴重誤導老百姓的宣傳得以盛行。“尤其是煙包警示標志，要堅決杜絕雙重標準。”陳竺直言，國內眾多煙草企業在出口的煙草外包裝上，印有口腔癌癥、心血管病變的明顯圖片；而供應國內的，僅印有一行“吸煙有害健康”的小字，“我需要用放大鏡才能看見！”事實上，根據我國年產卷煙數量，專家預計，改進煙包警示標志，相當于每年發放1100億份健康宣教材料，“控煙效果將會有顯著提高”。

　　就煙草稅收與衛生經濟投入之間的博弈與爭論，陳竺明確指出，“國際經驗已經顯示，運用價格和稅收的杠桿（提高煙稅和煙價）并不會減少國家稅收；相反，吸煙率會大幅下降，尤其是對價格敏感的青少年吸煙者可明顯減少。”　　

　　須提高中低檔煙草稅價

　　實際上，為履行世衛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2003年，第56屆世界衛生大會的192個成員國和地區一致通過了《世界衛生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我國是首批締約國，2008年，我國首次對煙草稅“動刀”，提高了煙草稅。此前此后，我國還陸續建立了履約機制，完善法律法規，各地的控煙法令法規相繼出臺。但抵制煙草的進程依然有些緩慢。“考慮到CPI因素，我國21種卷煙的平均價格比5年前實際還有所下降，其中中低檔卷煙從平均6.26元降到5.85元。”陳竺說，呼吁提高中低檔煙的煙價，是衛生部下一步的控煙工作要點，“因為提高中低檔煙價格對減少青少年吸煙率效果明顯。”

　　眼下，這位衛生部部長還希望借助醫改推進控煙。醫改是衛生部近年來最重要的一項工作，他的設想是：將戒煙咨詢服務納入醫保費用、將戒煙藥物納入基本藥物目錄、將戒煙適宜技術推向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在三級醫院中開設戒煙門診……將控煙與醫改的幾大核心內容捆綁在一起。

　　在陳竺看來，中國控煙工作有成績，但更有挑戰，“缺少一部全國性控煙執法法規”可能是所有問題的癥結。面對3億煙民（人數甚至超過美國人口總和），“如何處罰違法吸煙者”遭遇了現實的執行難，尤其在“法不責眾”的觀念下。這顯然不是一蹴而就的過程，一如陳竺在《柳葉刀》上撰文的標題：《中國控煙：積跬步至千里》。

　　這次對香煙包裝的改變算是中國控煙的一項重要舉措。不過從目前網友反饋的消息來看，這一舉措并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許多人認為像“吸煙有害健康”這樣的話只是煙盒包裝上的一道不起眼的“裝飾”而已。雖然這次取消了英文警示，中文警示語字號變大，但稍有常識的人都了解，圖片帶來的直觀感受比文字所傳遞出的信息更加直接，表達的意思更加清楚，也更能達到的控煙效果，從這個層面講，字號的變大對控煙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

　　坦率來講，煙草行業的錯綜糾葛的利益鏈條不斷，煙草行業很難放下身段對公眾健康負責。事實上，自簽訂《煙草控制框架公約》以來，中國的煙民數量不降反升，煙草行業對經濟的貢獻連年增加，這無疑是種諷刺。更令人難以接受的是，去年煙草研究者入選院士，煙草研究入選國家科技進步獎名錄，這表明一方面國家在控煙之路上步履維艱，另一方面卻從政策層面又不斷給予煙草行業以支持。

　　無疑，控煙的難度不在于有多少煙民，而是煙草行業本身政企不分的壟斷格局為控煙增加了很大難度。我國實行煙草專賣制度，煙草行業既是售賣者又是管理者，這讓消費者以及受二手煙危害的人無法與煙草行業形成對等博弈，出了問題只能自己承擔。即便已經在包裝上做出讓步，但習慣了高收益的煙草行業明顯不會無端放棄利益。只改變了警示字號的大小，根本無法在控煙上走得更遠。一者，警示語警示效果太小；二者，沒有懲罰性的控煙措施，讓煙草行業從根本上忽視民眾健康權利。

　　聯系到煙草行業的暴利，可以說煙草行業是真正以犧牲民眾健康為代價牟利的行業。調查顯示，中國每天有3000人死于與吸煙相關的疾病。與此同時，中國二手煙受害者已高達7.4億。須知，煙草企業屬于國企，有公共屬性，應該承擔起相應的公共責任。

　　此外，有人發現，我國出口到其他國家的卷煙包裝上，警示語很明確，還帶有警示圖片。內外有別的包裝，帶來的效益是非常明顯的。正如有賣煙老板所說，高檔香煙一般是用來送禮，如果包裝上的圖片太恐怖、不吉利，銷量肯定下降。為何內地銷售的煙草不能夠與出口香煙采用相類似的包裝？坦白說，控煙已經成為社會共識，與其說目前控煙難度太大，還不如說制度層面的決心與勇氣不夠。但無論國家的利益占多大比例，都不應該以犧牲公眾健康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