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草在線專稿　　違法成本理論是法經濟學的一個衍生問題，按照該理論，當違法收益大于違法成本時，理性的行為人選擇違法；反之，則選擇守法。按照違法成本的理論對違法犯罪行為人的分析思考，可以發現，更為有效的打擊涉煙違法犯罪行為的方法，就是降低違法收益或者提高違法成本。

　　現實中，降低違法收益不太可能，提高違法成本又受制于各種因素，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提高對違法犯罪行為的查處幾率。為了切實提高查處幾率，增加違法成本，從而更好的加大市場監管力度，切實維護“兩煙”市場經營秩序，需要提高執法人員數量和質量，增加執法頻率，提高執法調查技術水平，在法治原則下科學合理優化執法程序，提升煙草行政主管部門及其執法人員的執法意愿。

　　一、違法成本理論介紹

　　違法收益一般包括金錢的收益（盜竊財物），時間的節省（行人翻越隔離欄），行為的便利（亂倒廢棄渣土），欲望的滿足（吸食毒品）。違法成本則包括固有的社會生產資料成本（購買制假原材料、運輸、加工、銷售費用）和可能的法律制裁處罰成本（罰款、沒收財產）。可能的法律制裁處罰成本包含兩方面內容，處罰標準和查處幾率。處罰標準是指法律規定的某項行為處罰的具體內容，查處幾率則是在一定時空范圍內被查處的案件與實際發生案件數量的比值，處罰成本在數學上就等于處罰標準和查處幾率的乘積。例如，在禁止停車的道路旁違規停放機動車的法定處罰內容是罰款50元，而某天在相同的路段一共有60輛機動車違規停放，交警查處了其中的30輛機動車，那么在理論上該路段違規停放機動車的違法成本就是50（元）×﹙30÷60﹚=25（元）。理論上，如果該路段附近的停車費用高于25元，或者行為人認為違規停放機動車可以節省辦事時間，該節省時間價值高于25元，那么行為人就會選擇違規停放機動車。（在此必須強調，以上的理論都是進行簡化后的模型，排除了大量的現實因素，又是在行為人具備理性思維和可以精確計算成本收益的前提下進行討論的，可能在某些情況下會與實踐情形有所不符。）

　　二、有效提高違法成本

　　當前，各類涉煙違法犯罪活動層出不窮，手段日新月異，各級煙草專賣行政主管部門需要進一步加大市場監管力度，切實維護“兩煙”市場經營秩序。以往，對于打擊涉煙違法犯罪活動，我們更多的是從煙草專賣行政主管部門自身角度看待問題、尋找方法，而針對違法犯罪者本身的案件分析大多集中在違法犯罪意圖、動機、手段方法等要素。眾所周知，涉煙違法犯罪活動一旦實施獲利頗豐，這是涉煙違法犯罪行為猖獗的重要原因。按照違法成本的理論換位思考，可以發現，更為有效的打擊涉煙違法犯罪行為的方法，就是降低違法收益或者提高違法成本。

　　然而，由于違法收益（銷售偽劣卷煙的收入）和違法成本中的固有社會生產資料成本（購買制造偽劣卷煙需要的煙絲、制造偽劣卷煙需要的機器費用、運輸偽劣卷煙的運費、尋找銷售渠道的費用）主要取決于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行為人的主觀心理，行政機關難以控制或影響，因此打擊違法犯罪最直接的辦法應該是加大對違法者法律制裁處罰成本。處罰成本在數學上等于處罰標準和查處幾率的乘積，依照數學法則，加大處罰成本就是要加大處罰標準和查處幾率。但是，處罰標準是法律直接規定的，按照依法行政原則，煙草專賣行政機關必須按照法律規定的標準進行處罰，不可以任意提高法定處罰標準。想要通過修訂法律提高處罰標準在當下是不現實的。而且，對于部分行為人來說，處罰標準的高低對其沒有太大影響（對于一個全部財產只有1萬元違法者來說，處以2萬元或者5萬元的罰款沒有分別），何況，很多情況下非財產性處罰（警告、吊銷許可證、行政拘留）的標準是沒有辦法給予量化的。最后，設定過高的處罰標準會大大增加暴力抗法的可能，危及執法者人身安全。綜上所述，降低違法收益不太可能，提高違法成本又受制于各種因素，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提高對違法犯罪行為的查處幾率。

　　查處幾率從本質上看，是煙草專賣行政主管部門的內部事務，完全依賴于各級煙草專賣執法人員，與涉煙違法犯罪者幾乎沒有關聯。查處幾率往往與一個貶義詞緊密聯系：選擇執法。按照處罰成本等于處罰標準和查處幾率的乘積理論，選擇執法是必然會發生的，因為只要結果相同，理性執法人員一定會選擇投入較少的方式方法。例如，在某縣轄區內每月查處1個案值50000元的案件和每月查處100個案值500元的案件在乘積結果上都是50000元，那么執法者肯定愿意把全部精力放到50000元的大案而放棄查處500元的小案件。這種區別對待也就是選擇執法，違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是法律所禁止的。所以，必須注意，增加查處幾率不能等同于選擇執法，任何增加查處幾率的方法措施均是建立在不考慮處罰標準以及處罰結果的前提之下。

　　三、具體方法措施

　　查處幾率的增加關鍵在于煙草專賣行政主管部門及其下屬執法人員，顯而易見影響的因素主要有執法人員數量和質量、執法頻率、執法調查技術水平、執法程序、執法人員的主觀執法意愿。結合當下各級煙草專賣行政主管部門的執法實際，提出具體增加查處幾率的方法措施，以便能更好的加大市場監管力度，切實維護“兩煙”市場經營秩序。

　　（一）合理調配，提高執法人員的數量和質量

　　目前，各級煙草專賣行政主管部門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人員編制不足的問題，工作開展捉襟見肘。不僅如此，負責市場監管的專賣部門還面臨著人員老化和綜合素質不高的問題。鑒于當下打擊涉煙違法犯罪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有必要提高專賣執法人員的數量和質量。依靠聘用大量編外人員（保安、外勤）從事執法工作是不可取的，其素質不僅無法保證，而且煙草專賣行政主管部門也難以對其行為進行有效的監督管理，容易出現“權力尋租”等問題。

　　考慮到目前大規模的招聘高素質人才前來各級煙草專賣行政主管部門不太現實可行，建議從內部進行人員優化調整，合理調配崗位，充實執法人員數量，提高執法人員素質。領導層面應當全盤考量，定期或者不定期在不同科室部門之間進行人員調配，盡量減少空閑崗位的人員安排，合理增加一線執法崗位的人員數量；對于崗位在其他科室，但是專業滿足執法需要的年輕人才，應當及時安排至執法崗位，不僅能夠提高執法人員整體素質，也可以借機鍛煉培養高素質的年輕儲備人才。

　　（二）加強一線執法激勵機制，增加執法頻率

　　僅有充足的人手是不夠的，還需要調動人員執法的積極性。事實上，各級煙草專賣行政主管部門大多數人員不愿意一線執法，寧可守候在辦公室，“電腦面前執法”的問題比較突出，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科學合理的一線執法激勵機制。如果走街串巷執法與辦公室里吹空調所獲得的待遇一致或者稍有細微差別，那么肯定會打擊執法人員的工作積極性。而且，在員工內部普遍存在一種偏見：一線執法是“勞力者”，如果做到管理層，當上科室負責人，就是“勞心者”，不應當再從事一線執法工作。

　　為此，建議適當增加一線執法人員的津貼，在績效工資考核與發放方面多照顧一線執法人員，晉升職務時也優先考慮具有一線執法經歷的人員；領導干部應當帶頭做起，抽出時間走訪市場，樹立榜樣，促使廣大干部職工走出辦公室。

　　（三）運用先進設備，提高執法調查技術水平

　　目前，部分煙草專賣行政主管部門已經加大了對科學技術力量的投入，花費資金購買儀器設備發放給一線專賣人員輔助執法。各類先進的技術設備（“專賣通”、GPS定位儀等）在實踐執法運用中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今后，應當更多更廣泛的運用先進技術設備，促進執法的信息化、科技化。

　　不過，只有先進的技術設備是不夠的，所有儀器歸根到底都是要人來使用的。對于不懂的使用儀器的人員再先進的技術設備也發揮不了作用，甚至是阻礙。上文也提及到，目前專賣執法人員素質不高，限制了技術儀器的作用發揮。因此，有必要加大對一線專賣執法人員各種培訓，學習使用各類先進技術設備，使得用經費購買的各類儀器能夠發揮功效，切實幫助專賣執法人員維護“兩煙”市場經營秩序。

　　（四）在法治原則下科學合理優化執法程序

　　執法程序比較特殊，是唯一一個與查處幾率呈負相關關系的因素，而其他四個因素都是和查處幾率呈正相關關系的。不可否認，程序越是復雜，執法人員越是依照程序辦事，相關違法犯罪行為的查處幾率就越低。嚴格的遵守程序不可避免的會牽扯執法人員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影響案件查辦效率，甚至可能造成部分違法犯罪者逃脫法律制裁，反而某些程序要求較低的做法在一定時間內可能取得良好的打擊違法犯罪效果。

　　煙草行業當前正在如火如荼的開展規范建設，似乎程序方面只會越來越多、越來越細，查處幾率下降是大勢所趨。但是，規范不等于束縛，對于某些領域的規范，應當認真審視，在不違背法律法規的前提下，科學合理的優化執法程序，釋放執法人員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增加查處幾率。

　　（五）嚴厲懲處消極執法行為，提升執法意愿

　　執法意愿也許是增加查處幾率的最重要因素，如果面對涉煙違法犯罪行為，各級煙草專賣行政主管部門及其執法人員都消極處理，懷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態，不予對違法犯罪行為進行處罰，那么任何因素都將歸于無效，查處幾率必然為零。如果說其他因素只是不同程度的“影響”查處幾率的大小，那么執法人員的意愿和態度直接“決定”了查處幾率的有無。而且，執法意愿較低勢必造成消極執法或不作為執法，極大的破壞行政機關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形象和口碑，為違法犯罪份子釋放出不良的“信號”。

　　鑒于執法意愿如此重要，有必要嚴厲懲處消極執法行為。對于存在執法意愿不高的單位和人員，一律進行問責，嚴厲懲處，設定一條執法意愿“高壓線”，時刻提醒執法人員要依法執法。此外，還要多從外部渠道獲取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