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水墨丹青在墻上、紙上、絹帛上游走了千年以上，某天，有人卻把它裝在方寸大小的鼻煙壺中。怎么說這也算一項小小的文化創新，它除了筆墨功夫外，技巧尤為重要。據說，發明者既不是文人，也非畫家，而是一位僧人，這肯定與我們的想象大相徑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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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的是乾隆末年，北京有一位居住在破廟里的落魄文人，他吸鼻煙成癮卻又生活窘迫。于是便找出過去使用過的玻璃煙壺，用煙匙掏刮粘在壺壁上的殘存鼻煙，久之便在壺壁上留下道道紋理。此狀啟發了廟里一位和尚的遐思，他便于誦經打坐之余，用一根彎竹簽蘸上顏料，伸入透明的玻璃壺內，于壁上練習作畫，嗣后便有了內畫煙壺的問世。此說可信度無可考究，不過至少說明，這跟牛頓由蘋果落地而發現地心引力一樣，皆由偶然中使然。

　　內畫煙壺的出現不僅使國畫藝術更臻驚艷，而且也為中國工藝美術的龐大家族又添新丁。

　　鼻煙從明末由西洋傳入中國，幾乎風扉了整整有清一代。有趣的是國人對盛裝鼻煙的煙壺之青睞竟然超過了鼻煙本身，因之，才創造出各種材質、多種形制的煙壺爭奇斗艷。小小掌中之玩競得“中國工藝美術的集大成者”之譽。

　　“壺”最早是古代的青銅酒器，口小腹大可盛流質。鼻煙剛從西洋入國時，盛鼻煙的器皿叫“煙瓶”“煙盒”。是時，人們將鼻煙納入類似煙壺的藥瓶以貯之。照此稱鼻煙瓶便合理，何以叫做“壺”。概因，西洋運來的瓶裝鼻煙大的裝一斤，小的也有四兩。為方便使用，國人將其分裝成小瓶，如果小的再稱瓶，必與原裝大瓶相混，于是便起名曰“壺”。雖與古代之壺大義稍有不洽，但形制與之相同頗多。《清會典》載：“乾隆十三年，賜安南國王鼻煙三瓶，煙壺二”，此中瓶與壺之稱謂，不解也明。

　　中國遠在秦漢之前就能制造玻璃，初時稱“料器”，玻璃一名為泊來之稱。用玻璃器皿裝鼻煙是最為合適之物，它不僅防潮防濕，且可從外觀察瓶內鼻煙品質如何、容量多少。玻璃煙瓶可以說是共鼻煙與生俱來的，因之最早的煙壺當是“料”質為多，其它都是后起之物。康熙時發明了一種套料鼻煙壺，即在一色玻璃煙壺的底子上貼塑另一色或幾色玻璃，再雕琢出圖案，使玻璃煙壺從單色發展為多色套料。而乾隆時發明的金星料和料胎琺瑯彩鼻煙壺更是奇中之葩，此時的玻璃煙壺的制作幾近登峰造極。直到那個和尚的偶見，內畫煙壺方一技獨秀，成為晚清至民國間的壺中之魁，至今未曾凋謝。

　　用彎尖的細細毛筆伸入小口大腹的壺內，在磨砂的壁上勾勒出一幅題款、印文俱全的可人畫面，無論如何是個絕佳的技藝，它要求繪制者必須熟練掌握背面技術，因為在這寸天厘地之間，一切都須“反著”進行。清末內畫煙壺出現過著名的三派，即以馬少宣、葉仲三、周樂元為代表的京派，以王鳳浩、畢榮九為代表的魯派和后起之秀的冀派。

　　今日所賞煙壺便為周樂元的作品（見圖）。壺為水晶質地，扁平狀，直口溜肩，下腹較大，全高4.4厘米。挖膛不到一寸，卻見兩幅精美的畫面閃躍其間。這一面畫中以小寫意之技法染出三條游魚。右下方為鰱魚，上背著墨濃淡漸進，下腹掃白深淺分層，圓目專注，大嘴微張，魚鱗隱現，鰭尾飛揚。斜上方的一尾鯰魚，頭近蝌蚪，尾如蛇后，兩須呲伸，四鰭曲張，正做奮力騰游之狀。在這兩魚之間，有一條小魚雖為廖廖數筆寫就，卻是神形畢觀。三魚追逐的一叢萍草，墨葉隨風亂翻，野莖就波搖曳。壺的右上方寫有題款：“年年有余，癸卯年冬周樂元”，并描有朱印。壺的另一面也為魚樂之圖，在墨葉紅荷之間，有一紅一黑兩尾鯉魚反向游樂其間，浮萍泛綠，荷蕾染脂，一團祥瑞，溢滿荷塘。如此方寸之地竟是用寫意之筆傳情達意，落墨堪嘆精絕，非為大師弗能如也。

　　周樂元堪為內畫壺的一代宗匠，原為清同光年間的一位宮燈畫師，文學繪畫頗有造詣，因而轉行煙壺內畫之后，很快便成為領軍人物。他的作品題材廣泛，山水、人物、花鳥、草蟲無不精美。山水畫以皴染為主，花鳥草蟲多以寫意落筆。所畫的這種“邊角小景”，意韻雋永，情趣盎然，硬是把清代著名畫家新羅山人著墨于宣紙上的景致，逼真地濃縮于小小的鼻煙壺內，難怪當朝及后世都對他的內畫煙壺追捧不已。

　　吸食鼻煙的確不是一種好習慣，然而就是這種不雅之俗卻造就出一種精巧的藝術。一如皇家的驕奢而遺留故宮于后世，讓人真是對始作俑者不知該作何種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