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草在線專稿

　　引言

　　《傷逝》是魯迅唯一一篇探討知識分子婚戀悲劇的短篇小說，寫于1925年，魯迅和許廣平這時期正處于戀愛中；而《寒夜》是解放前巴金創作的一部長篇小說，創作于40年代后期，當時作家巴金正處于結婚后的蜜月期，比較一下我們會發現兩部婚戀悲劇小說有許多相似之處。特別小說開始時主人公為追求自由愛情的勇氣和自由愛情的悲涼結果。那么誰是子君與曾樹生婚戀愛情的真正殺手？是子君之父、涓生、汪文宣、汪母？都不是，這些充其量也不過是幫兇而已，真正的兇手是她們自身的傳統意識以及當時封建的社會環境。

　　一、覺醒的悲劇

　　（一）女性主體自我意識的覺醒

　　《傷逝》中的子君為了追求愛情，背離封建傳統規范而離家出走與男友同居。《寒夜》中的曾樹生為了個追求個體精神的自由，毅然與封建傳統的“三綱五常”決裂。雖然兩個文本中沒有詳細敘述兩人愛情的艱難歷程，但讀者可以從兩個文本中讀出：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世俗社會中，子君和曾樹生無疑是大逆不道的。子君為了追求“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而與其父親和胞叔決裂。在沒有任何生活來源和那樣的社會中做出這樣的選擇是需要很大勇氣的，頂住的壓力是可想而知。同樣曾樹生大學畢業就與汪文宣同居，她不管世俗的人們用怎樣的眼光窺視他們，依然“我行我素”，毫不畏縮的追求自己的精神。子君和曾樹生清楚地知道這樣做的壓力與艱難，但從她們勇敢和果斷中，可見子君和曾樹生的女性主體自我意識己經覺醒。她們的潛意識中認為男女應是生而平等的，男女都應有追求自由的權利，而封建家庭的所謂倫理道德是虛偽的，沒有人性的，男權社會對女人的定位是不公平的。兩個女主人公為了追求愛情而拋棄一切，其實質體現了女主人公主體自我意識的覺醒和女性身份的確認。子君與涓生“談家庭專制，談打破舊習慣，談男女平等，談伊孛生，談泰戈爾，談雪萊……”曾樹生不依靠男人吃飯，勇敢地出走。可見子君和曾樹生都有同男人對話的意識和條件。在這里子君和曾樹生的女性主體自我意識已覺醒和女性身份已被確認。

　　（二）以悲劇落幕的愛情

　　《傷逝》中子君的死證明了其愛情生活的悲劇。同居后的生活并沒有子君想象的那么幸福，家境的貧寒及涓生的冷漠使子君失去了原有的期望，脆弱的生命本沒了寄托，在跟隨其父回家之后，生活更是失去了全部意義，在愛情幻想破滅的同時子君也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這是子君的悲劇。

　　《寒夜》的結局向我們展示了曾樹生愛情生活的悲劇。從蘭州歸來的曾樹生重新回來重慶老房子里，可早已是物是人非，原來的家現在住著的是方先生一家，曾樹生坐在里面“卻變成了一個陌生人，一個生客”。方太太和嬰孩所營造出的家庭氛圍令曾樹生母性頓生，深深地悔恨自己未盡到責任。她的家庭已然如此：婆婆不正視她，丈夫已入土，兒子不知所蹤。她信里口口聲聲說沒經過結婚，也不必要離婚，可這個實實在在的家庭確實破裂了，她的婚姻生活失敗了。“夜的確太冷了。她需要溫暖。”[2]短短兩句話，透骨地涼，意味深長。沒有天倫之樂的女性生活如何不是一大缺憾？曾樹生在精神上是勝利者，她以旺盛的生命力追求理想和愛情，卻失去了實實在在的婚姻家庭生活。

　　二、悲劇的原因

　　（一）子君愛情悲劇的原因

　　1、不對等的愛

　　同居后，面對涓生的侃侃而談子君總是“領會的點點頭”。顯然，在這愛情天平上，子君是處于劣勢的。為了愛，子君可以漠視他人的眼光。為了愛，她可以拋卻嬌氣，“傾注著全力”“日夜的操心”本不大會的家務，從知識女性變成終日與柴米油鹽打交道過日子的“黃臉婆”。雖有“凄然”的神色，卻始終如一地默默操勞，竭力維持這個一貧如洗的小家。而涓生呢，不但自己很少分擔家務，反而責怪子君沒有以前幽靜、順從與體貼。總之，子君的忙這忙那，并沒有得到涓生的好感，相反卻只有抱怨和嫌棄——認為她的見識變得淺薄起來。顯然，這種基于不對等的愛而建起來的家庭，最終只能走向破碎之路，無論子君如何努力與忍辱負重，都無濟于事。

　　2、涓生的自私、虛偽、和殘忍

　　當生活和愛情出現危機后，涓生不但沒有勇于承擔重任，反而怪子君成了他的累贅。對這個曾經是“滿懷希望的小小的家庭”避而遠之，終日躲在圖書館，久久地徘徊在家門外，把子君孤零零地留在冰冷的家中，直到天色昏暗才沒精打采、垂頭喪氣地回去。他眼前常常晃動的是他以前在會館的破屋里寂靜卻安寧的生活影像，雖然當初他是如何仗著子君逃出那寂寞與空虛；他心中常常想的是如果子君離去，他一個人會如何容易地生活，雖然當初他是如何焦躁地盼望子君的赴約。更殘忍的是，當初“幸福家庭”的建立，他依仗的是子君的“勇猛的覺悟”，如今，他要親手破碎這個美好的夢，希望于她的“勇猛的覺悟”——毅然走出這冰冷的家，而且毫無怨色。何其自私的男子？涓生的冷漠使子君感受到了家庭生活的壓抑，涓生就是在這種不自知或不愿知的情況下逼死了子君。

　　（二）曾樹生愛情悲劇的原因

　　1、封建家長制度　

　　汪文宣和曾樹生的感情很好，在自由戀愛基礎上的婚姻，原本可以幸福美滿。但汪母是一個充滿禮教思想的蠻橫專制、自私的婆婆。自兒媳過門后，她一心想使兒媳成為自己任意擺布的玩偶。兒媳的一舉一動必受家長支配，當她看到與自己相依為命的兒子婚后移情于妻子時，心中很不是滋味，產生了一種失落感，同時她把這一切歸咎于兒媳對兒子的妖媚吸引，甚至認為是兒媳把兒子從自己身邊搶走了，于是自然而然遷恨于兒媳。從一開始她嫉妒兒媳搶走她的兒子到最后想趕走自己的兒媳，反映出一個封建家長的專制蠻橫的變態心理。這是汪文宣與曾樹生婚姻悲劇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2、汪文宣和曾樹生本身的性格弱點

　　汪文宣和曾樹生他們都是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都接受了新思想、新觀念，都是善良的人.但是兩個人同居之后，性格也隨著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由于生活的壓力接踵而來，在生計斷絕的困境中。汪文宣那瀟灑自如的生活狀態沒有了，隨即自私和卑怯的心理便滋長起來。這樣，他們的愛情也就在那卑怯的心理中慢慢地變化，慢慢地變淡，最后走向破裂。剛開始時，曾樹生也是有理想的。他們夫婦離開學校時，都有為教育事業獻身的決心。可是定居重慶后，她卻把什么都拋棄了。她靠自己生得漂亮，會打扮，會應酬，得到一個薪水較高的位置，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來培養兒子讀書，來補貼家用，她并不愿意做“花瓶”。她口口聲聲嚷著追求自由，其實她所追求的“自由”也很虛空，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我愛動，愛熱鬧，我需要過熱情的生活。”　[2]換句話說，她追求的也只是個人的享樂。其實，她除了那有限度的享樂以外，她又有過什么真正意義上的“自由”呢？

　　（三）經濟生活的困頓是子君與曾樹生愛情悲劇的共同原因

　　愛情的“培植”與“保養”是需要一定經濟基礎的。經濟的窘迫，使得涓生在外忙于生計，子君在家打理家務，因此他們沒有時間交流彼此的感受、增進彼此的了解，更沒有時間“談家庭專制，談打破舊習慣，談男女平等，談伊孛生，談泰戈爾，談雪萊”。經濟的窘迫，使得他們連一個獨立的家也沒有，更無力設置一間書齋。因此談不上擁有自己的私人生活空間，書桌上堆著的是香油瓶子和醋碟，屋子里彌漫著的是煤煙。在這樣的生活空間里，還有什么閑情逸致談愛情的“培植”與“保養”？談精神的追求與提升？正如亦舒在《我的前半生》中寫的“女性如想獨立，必須錢包里要有準備”。

　　美滿婚姻是建立在一定經濟基礎上的。抗戰勝利之后的重慶經濟依舊窘迫，求職依舊艱難，物價依舊增漲，“寒夜”依舊。在經濟困頓時，汪文宣和曾樹生那驕傲的自尊心放了下來。夫妻兩次在“國際”喝咖啡都是妻子付帳；就連樹生去了蘭州，還要每月給家里寄錢，甚至樹生提出分手之后，“仍然按月匯款”。在汪文宣失去工作的同時，曾樹生正和他母親吵架，還說“辭職，就辭職！你不做事我也可以養活你！”一點也沒考慮到汪文宣那顆做丈夫脆弱的心。曾樹生在經濟生活困頓下，也常常這樣想“她不能讓她的青春最后的時刻這樣的白白地耗盡。她不能救別人，至少得救出她自己。不然她會死在這個地方，死在這間屋子里”。[2]他們以前都抱有極高的理想，但是當生活的壓力來時，他們再也沒時間來談教育、談未來了。自然就少了一份理解和交流。也許他們都忘記了經濟對他們來說是那么的重要。魯迅在《娜拉走后怎樣》中說道：“夢是好的，否則，錢是重要的。”　[4]所以，汪文宣和曾樹生想得到美滿婚姻，首先要經濟問題是她們首先要解決的。

　　三、深層次原因

　　（一）自我矛盾的沖突

　　1、獨立意識的嚴重缺乏

　　走出家門的子君把涓生當成了她唯一的精神寄托，這無疑注定了她愛情悲劇的結尾。她心中只有“愛”和“家”，一旦這“愛”和“家”化為虛無，便會一無所有、無所依托。然而她對此卻毫無知覺，整天只顧著家務的操持，“早已什么書也不看”　[1]。繁瑣的家庭生活和狹小的生活圈子不僅磨損了她全部的精力，更磨損了她覺醒的思想，使她完全從知識女性蛻變成為一個與舊式婦女沒有什么兩樣的家庭主婦。這種畸形的愛情觀念只能導致她生命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