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草在線專稿　　2016年10月，著名漢學家樸正民主編的《哈佛中國史》在中國問世，這套叢書從公元前3世紀秦一統天下寫到20世紀初清朝終結，從全球史的視野突破了傳統中國史學敘事，真正做到了跨學科、跨領域講述中國的帝制史。這本書一問世便是嘉評如潮，《紐約時報》《泰晤士報》《美國歷史評論》《亞洲研究》等近百家媒體爭相報道。康奈爾大學、芝加哥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華盛頓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等數十所著名學府，更是將這套叢書指定為中國歷史課程的教科書或參考書。

　　《哈佛中國史》被引進中國后，同樣受到國內的高度重視。朱維錚教授講：你想象中國是一個僅有一扇窗戶的房間。我坐在房間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間外頭，只能透過窗戶看見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訴你屋內的每一個細節，但無法告訴你房間所處的位置。這一點只有你才能告訴我。這就是為什么中國歷史研究需要外國學者。

　　說白了，就是外國學者眼中的中國歷史，總會有一些不同的角度和觀點。而中國學者著“中國史”雖頗多，呂思勉《中國通史》、鄧之誠《中華二千年史》、陳恭祿《中國史》、繆鳳林《中國通史綱要》、張蔭麟《中國史綱》、錢穆《國史大綱》等，可中國學者著“中國史”卻難免跳不出中國久已習慣的歷史觀念、敘述方式和評價立場，這就造成我們接受這些歷史知識的被動性和狹隘性，不能更全面的了解歷史，這對了解歷史本源是不公正的。

　　中國人傳統的思維方式習慣以“人本”為邏輯作為出發點，以人為尺度與標準去疏解、衡量一切價值。由于在認知方式上把一切“人化”，由人的價值體悟物的價值，以人的規律來取代物的規律，因而中國傳統思維方式帶著濃厚的人文色彩。雖然這種思維方式易于形成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但卻容易忽視對外界的探索，在某種程度上抹殺了對象的客觀性，這也是近代以來中國科技落伍的重要文化原因之一。

　　在這個問題上，西方人的傳統思維方式則是以“物本”作為邏輯出發點，習慣以自然為直接的研究對象，探索自然的內在規律，征服、改造自然，并把一切對象包括人都還原為自然或物來研究，賦予一切對象以物的特性。強調用觀察、實驗、論證的方法對一切對象進行客觀的、理性的研究，反對主體的投入和作用。這種思維方式有利于對社會的變革、創新和對自然界的探索、改造，更易于促進科技的快速發展和社會的跨越式、質變式發展。

　　中國人和西方人的傳統思維方式各有各的優勢，也各有各的弊端，談不上誰好誰壞。但若想推動一個事物發展，還需要兼容并蓄、取長補短。我們在強調“以人為本”的同時，還要充分考慮客觀現實，不能將主觀和客觀徹底割裂開來，否則我們只能在感情圈中打轉轉，很難突破人情債的束縛。《哈佛中國史》之所以得到國內的高度關注，與其說是對新視角的好奇和認可，倒不如說是對“人本”和“物本”思維方式的重新思考。因為從不同角度看問題才能讓我們看得更全面，更接近事物的客觀本質，這樣我們才能做出更為正確的判斷，以及拿出解決問題的正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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