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熱播五集《天下徽商》紀錄片，洋洋大觀地描述了一代商幫因貨運輸邊而起，因鹽引改革而興，因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巨變而逐漸式微的發展歷程。徽商以賈而好儒、重義輕利、誠信堅韌著稱于世，曾創造“無徽不成鎮”的奇跡，猶如中國古代商幫文化中的一股清流、一朵奇葩，值得今天的商業人士學習借鑒。

　　這部堪稱為徽商鑄史的紀錄片，一口氣看完之后，不禁產生“我為‘徽商’長嘆息，歌成余意尚彷徨”的惆悵之感。在心生欽佩、快意之際，又感到遺憾的是，流淌徽商身上的家國情懷未能在熒屏之上淋漓盡致地展現。其實，這方面的素材不絕于書。既不獨凝注于徽商平時的一言一行，更可顯現于徽商“時窮節乃見”的奮斗拼搏中。

　　從明早期的徽商運糧輸邊，既有為當時的朝廷盡力，也有為自身謀利的動機，到明中期的抵御倭寇、捐資賑災、修橋補路、開辦學堂等各種義行。至明中后期后，來自程朱故里的徽商，因具有較高道德修養和文化素質而逐漸獲得老百姓的廣泛信賴。至近代以來，隨著西方殖民主義者用炮艦和鴉片打開中國國門，民族危機空前深重，徽商的家國情懷則更見奇情壯彩。他們猶如浪花，翻騰在歷史的洪流之中。

　　本文以歷史年代為序，采擷近代以來每個歷史時期徽商中的代表人物若干往事，一睹其風采，值此國慶70周年之際，謹向這些可親可敬的先輩徽商們致敬！

　　吳吉人——棄商從軍御外侮

　　歙縣徽商吳吉人（1837～1910），少年時就在浙江蘭溪經商。青年時，他棄商從軍，在軍中以武勇聞名，積功升至千總。時值中法戰爭爆發，法國軍艦進犯寧波沿海。法軍艦射擊我炮臺，守軍4人死亡，在此危急時刻，吳吉人憤怒，親臨炮臺，擊退法艦。而后在甲午中日戰爭期間，吳吉人在浙江任定海、舟山總鎮，代理提督，以功授巴圖魯封。

　　黃賓虹——反清革命不畏艱

　　一代國畫大師黃賓虹（1865-1955），早期投身革命的事跡鮮為人知。少年時，生活在浙江金華；青年時代，回到老家歙縣譚渡。一邊準備科舉，一邊繪畫藝術。因關心國家大事，曾寫信給康有為、梁啟超請教救國方略。并于1897年，于安徽貴池縣會晤譚嗣同。受其影響，開始以實際行動拯救民族危亡。1906年，與許承堯、陳去病等秘密創立“黃社”，實施反清革命。而后以“革命黨人”在家私鑄錢幣被告發，聞訊后拆埋機器，開始潛逃。而后，黃賓虹在上海與柳亞子等十八人創辦了“南社”，又與廣東嶺南畫派的高劍父兄弟等人辦了反清的雜志。自此，黃賓虹的政治舞臺和文化圈子隨著進到上海而逐步擴大。1911年，武昌起義成功。黃賓虹等南社社友和宋教仁參與上海光復，完成大量的具體工作。隨著辛亥革命果實被袁世凱竊取，黃賓虹遂逐漸對政治革命失去興趣，一心經營自己熱愛的文藝事業。至晚年，仍開始衰年變法，取得極高的藝術成就。

　　張靜江——支持革命豈吝財

　　張靜江（1876-1950），祖籍休寧，曾祖父張維岳于康熙末年遷至湖州南潯。至其祖父、父親時，以經營生絲、鹽業而成為浙江首富。至張靜江時，則以致力革命為主業，以經商為副業。在經商方面，他頗有天賦，是第一個在法國開商行的華人，經常往返于中法兩地。在他28歲時，一日，在船上偶遇孫中山先生，二人惺惺相惜，張深信非革命無以救中國，堅信孫中山的政治主張適合中國。臨行時，與孫中山先生約定，如有所需，拍電報時以ABCDE為暗號，分別代表款項一萬元、貳萬元、三萬元、四萬元、五萬元，當全力資助。兩年后，孫中山先生因革命受挫，灰心失望之際，想起此事，便試探性地對張靜江發去一封代號為C的電報。沒想到，很快就收到了三萬元匯款。又過一年，孫中山先后發給他A和E的電報，同樣，也分文不少地收到張靜江寄來的巨款。此時，為籌集款項，張靜江竟賣掉了在法國的通運公司。

　　此后，孫中山每有經費困難時，都會向張靜江請求匯款，張靜江從未爽約。靠張靜江提供的財力支持，孫中山終于迎來推翻清廷的辛亥革命勝利。辛亥革命勝利后，張靜江拒任財政部長，仍然甘愿在海外繼續為孫中山革命捐款。直至1925年，孫中山在北京抱病，想見張靜江一面。病危前，兩個革命理想主義者相顧而泣。中山先生去世后，張靜江大力提攜同鄉蔣介石，而后終因治國方略不同，二人漸行漸遠。他在1928-1937年國民政府主政期間，提出抵制官僚資本，發展私營經濟以裕民生的觀點也具有進步性。抗戰后，避居香港、瑞士等地但關心國內時局。晚年索居美國，對政治灰心，清貧度日，念佛終老。

　　張靜江先生一生，獲得很多殊榮。孫中山稱其為“革命圣人”、“中華第一奇人”。蔣介石稱其為“革命導師”。毛澤東稱其為“最有經濟眼光的人”。

　　汪惕予——俠骨丹心醫國手

　　汪惕予（1969-1941），績溪人。杭州西子湖畔，有個汪莊，毛澤東曾先后27次下榻于此，而它的主人是徽商汪惕予。在醫學領域，真正在西醫推廣方面最早有所建樹的是汪惕予。1904年，他在上海開辦的自新醫科學校，為了更快把西醫學知識灌輸到全國各地，1908年6月汪惕予出版了《醫學世界》雜志，每月一期，他自己負責編輯、校閱，直到1914年停刊。1911年汪惕予又創辦醫學世界社，先后翻譯編著出版了《汪氏醫學彚編》（共15種）、《汪氏解剖學》、《汪氏外科學》和《汪氏二十年之經驗》等多種醫學書籍。他醫術高明，醫德高尚后人有稱其為“中西醫結合的鼻祖”。

　　除醫學成就之外，汪惕予作為徽州頭號茶莊——汪裕泰創始人汪立政之子，在茶葉經營上，也是經商好手。因品種全、質量優，又待人誠懇，童叟無欺，因此生意昌隆，名揚于海上，被稱為“茶葉大王”。祖孫三代在100多年間，先后開設茶莊、茶廠20余家，并在日本、英國、美國、摩洛哥等地開設茶莊6家，堪稱是搞跨國經營最早的徽商。

　　汪惕予除了醫者、茶商兩重身份外，還是一位堅定的愛國者、慈善家、古琴鑒賞大家等多重身份。辛亥革命武昌首義，汪惕予出于愛國之心，與同志在上海組織中國赤十字社，并率先捐出銀元20000元，在南京、蘇州、鎮江及長沙、武漢等處設立分社，置辦器械藥物，招募有志青年200余人，普及各種救護傷兵的方法和戰場的衛生常識，又在前方設看護學校，抽派護士前往戰場從事救護，日夜奔走在沙場，出入于槍林彈雨，到戰事結束時總計救治傷病員5000多人。抗戰期間，由其經營完善的杭州名園汪莊淪陷于日寇，搞得烏煙瘴氣，只得避居上海，郁郁寡歡而逝。作為近現代徽商翹楚，他身上精湛的醫學造詣、深厚的文化功底、高尚的愛國情操，永遠值得后人緬懷。

　　汪寬也——急公好義有擔當

　　汪寬也（1866-1924），休寧人。十四歲時，他遠離父母去上海祥泰布莊當學徒，學生意。他憑著勤勞、善學、執著、誠信，在上海土布行業成為商界領袖。在任上海布業公所總董期間，對土布行業傾盡心力，為民族工業奔走呼號，為農民謀生計，至今仍受人稱贊。

　　由于受西方資本主義經濟侵入影響，民族工業企業經營十分困難。汪寬也一方面調整產業布局積極應對，另一方面，對其他民族工業企業無不給予關懷和支持，共濟時艱。

　　一日，偶遇無錫工商界巨頭榮宗敬、榮德生兄弟因開辦面粉加工廠資金匱乏遍尋資金無著，出于愛國熱忱，他毫不猶豫地為榮氏兄弟奔走、斡旋，從自家的兩座祥泰錢莊貸出紋銀10余萬兩，貸期3年，立解榮氏兄弟燃眉之急。后貸款到期無力償還，汪寬也又放寬貸款期限至10年，使榮氏兄弟的企業得以宏圖大展。這一情節，充分表現出汪寬也先生的寬廣胸襟。

　　詹福熙——照相大王有風骨

　　詹福熙（1887-1978），婺源人。一個典型的12歲就往外一丟的徽州商人，從做學徒開始，漸漸成長為賬房、經理，從做生絲生意到做西藥生意，最后成長為中國近代“照相器材大王”。詹福熙著有《福熙自述》，是研究民國時期徽商的一份難得的資料。

　　有三則事例，可以一睹其愛學習、有眼光、講氣節的徽商特質。

　　一是詹福熙接受老板考驗。在五洲藥房當大掌柜時，詹福熙每月能領月薪25元。而后，總店總經理升其為助理。干到年底，但在領薪的時候，詹福熙發現每月薪水只有6元，經確認無誤后，詹福熙照常勤懇工作。兩年后，總經理把他喊去，問他減了薪水為什么不抱怨，詹回答，“我在這里學到了東西，也是工資啊”。總經理拍著他的肩膀，說“小伙子不錯，通過考驗了”。不僅給他當場加薪，而且還給八千股股份。后不久，詹福熙成為分店經理。

　　二是詹福熙轉行做照相器材。盡管在五洲藥店可以領月薪上百大洋，但他覺得藥店競爭激烈，生意越來越難做，而照相器材是新興行業，未來市場大，前途不可限量。結果呢，詹福熙真的丟了藥店經理肥缺，到千代洋行赴任去了。

　　三是在抗戰期間詹福熙不做日本的生意，講“徽商祖傳的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