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媒體報道，“法國政府調漲煙價，1/5煙民從鄰國購買”。報道指出，2017年，有13.7%的法國煙民到鄰國采購，2018年這一比例上升到16.4%，在采購比例最高的大東部大區和上法蘭西大區甚至近50%的煙民曾到鄰國購煙。法國公共衛生部門表示，跨境購煙比例的上升，與2017年至2018年法國煙草價格再次上漲直接相關。

　　2019年3月，法國煙草價格再次上調，每盒香煙最低價格達到7.42歐元，政府的目標到2020年提價到10歐元。相比之下，鄰國的價格普遍低于法國，盧森堡每盒平均4.6歐元，西班牙為4.52歐元，意大利為4.76歐元，德國為5.47歐元，比利時為5.88歐元。這種價差，讓到鄰國購煙的法國民眾和購煙數量到還有可能繼續提升，法國吸煙率下降的背后原來是鄰國卷煙的“外賣”提供。

　　與其嘲諷法國政府把事情想得過于簡單，不如正視控煙本身的長期性、復雜性和艱巨性。

　　對煙草施以重稅，始于煙草16世紀初期從南美傳入歐洲并進而傳遍世界開始，但當時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增加財政收入。1595年，在英國藥學家首次提出吸煙具有健康危害性之后，英國成為全球第一個明確以控煙之名對煙草征收重稅的國家。英國國王詹姆斯一世于1604年發表《反煙檄文》，將每磅煙草的稅收從2便士提高到82便士，提價幅度達到了40倍。

　　此后，為了加強煙草控制，包括我國在內的絕大多數國家都對煙草制品實行“寓控于征”的重稅政策。

　　從我國的情況看，涉及煙草行業的稅種主要有煙葉稅、消費稅、增值稅、所得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此外，因為我國煙草企業屬于煙草專賣體制下的國有企業，在繳納各項稅收之外，還需繳納國有資本收益、專項稅后利潤等。按照向國家財政稅務部門繳納的全口徑稅費占煙草企業銷售總額的比重計算，我國煙草綜合稅負目前高達66.8%。

　　根據世衛組織《2017全球煙草流行報告》的數據，全球卷煙平均稅負為56.1%，其中高收入國家為65.1%，中收入國家為54.6%，低收入國家為31.3%。也就是說，我國煙草稅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特別是遠遠高于中、低收入國家平均水平。自加入《煙草控制框架公約》以來，我國卷煙平均價格持續提高，從每盒卷煙零售價格2006年5.1元提高2018年為13.9元，年均增長率達到8.3%。

　　可以說，我國卷煙價格與當前的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與我國基本國情、國際地位相符合，與居民收入水平、消費能力相適宜。

　　外界之所以一直有對卷煙提價的各種鼓噪，其依據就是對于控煙的推動，近期鼓動提價的聲音也不絕于耳。要知道當初詹姆斯一世的大幅提價，由于政府突然大幅提稅，導致走私泛濫，造成管理失控，盡管消費需求并未減少，政府稅收卻大量流失。很快詹姆斯一世就不得不改變政策，把每磅煙草的稅收從82便士降低至12便士，結果走私大為減少，政府稅收快速增加。

　　實際上，由于煙草制品的需求價格彈性較低，提高稅收對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的效應通常大于控制煙草消費的效應。按照阿瑟·拉弗的“拉弗曲線”，卷煙有其合理的稅負區間，當稅率超過某個點后，將進入“稅收禁區”，無法給政府帶來更多的稅收收入，其中的原因是當稅率過高時，消費者會考慮停止或減少消費，或轉向購買不需繳稅的非法卷煙。

　　很顯然，提價對控煙嚴格說，對于減少煙草消費肯定有積極的作用，兩者之間呈正相關關系，但并非絕對的等比例關系。以法國為例，2018年法國卷煙銷量減少了約9%，但購買電子煙等新型煙草制品，以及到鄰國購煙的比例提升，稀釋了9%的實際效果。就像高血壓不能多鹽，卻不能因噎廢食不能食用?；诳責煹目紤]，提價的時機、程度和節奏也比提價本身更關鍵。

　　這是一個關鍵，煙草的提稅需要統籌考慮推進控煙履約、保證財政收入等多方面因素。

　　除了對財政稅收帶來直接影響，對控煙只會提供有限幫助之外，過快、過高提高煙草制品價格，也會傷害到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短期內，消費者基于消費成本的增加，有可能選擇低價卷煙甚至自制卷煙；長遠看，會逼迫消費者從合法途徑轉向了其他方式，比如在國外購買香煙，購買走私卷煙，不僅安全性得不到保障，還會進一步帶來財政收入的非必要性缺口和流失。

　　更大的危害在于，當消費者不得不轉向低價產品的時候，極有可能給煙草的制假販假以可乘之機，劣質、假冒卷煙將會對消費者帶來更大的傷害。以今年上半年為例，全國共查處案值5萬元以上假煙走私煙案件5201起，查獲卷煙17.2萬件，查獲走私煙7.1萬件，收繳制假煙機159臺，查獲非法煙絲1.5萬噸，維護消費者利益并不是粗暴地告訴他們“不可以”。

　　這是另外一個現實，一味提高煙草制品售價并不是最好的控煙手段。

　　正是基于此，對于控煙的態度，包括通過提價等手段來推動控煙從來不是做與不做的問題，而是怎么做、怎么做更好、怎么做更有效的選擇，法國的例子再一次告訴我們，過激化、片面化、極端化的做法不僅是一廂情愿，效果上還會適得其反。酒駕的減少，當然離不開法律的嚴懲，但也要看到公民素質的提升、酒文化的改變、代駕的成熟無不發揮著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