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中國煙草的認知與評價，看輕與唱衰向來占據了絕大多數。因為“吸煙有害健康”的道德原罪，讓煙草行業不得不長期背負太多“莫須有”的罵名和壓力。忍辱負重、曲折前行，構成了這個行業極其常態的現實，即便在最為艱苦，為了增加財政收入而不得不做出行業犧牲的2014年、2015年，所做出的突出貢獻也很難得到必要的理解和認同。

　　這是過去、現在，以及未來，整個行業都必須直面，也不大會改變的外部環境。

　　只是，中國煙草今天所面臨的挑戰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強烈，一個是日趨嚴苛的煙草控制和不斷逼仄的生存空間，這不僅是煙草產業不可逆的大趨勢，控煙履約本身也是煙草所必須承擔的責任履行；另一個是煙草的財政收入占比逐年下降，盡管絕對額保持了穩定的增長，但隨著國力的增強，煙草行業的貢獻度或者說財政角度對于煙草行業的關注度肯定會不斷趨弱。

　　再一個，就是電子煙的沖擊。激進主義者眼里，電子煙對于傳統煙草制品將會是顛覆性的替代，中國煙草以中式卷煙品牌為主體面向外煙品牌所建立起來的產業優勢，正在被電子煙以新建跑道來加以動搖、瓦解。即便拋開財政收入的現實風險，單單考慮現有的產能布局、生產組織，產業鏈上數百萬煙農和卷煙零售戶，就足以讓中國煙草陷入到進退失據的多難局面。

　　要直面這些挑戰，或許首先需要回答，也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一個問題：新時代，中國煙草的的使命是什么？

　　背后的邏輯，是中國煙草的產業倫理，乃至專賣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煙草專賣法》開宗明義講得很清楚，“為實行煙草專賣管理，有計劃地組織煙草專賣品的生產和經營，提高煙草制品質量，維護消費者利益，保證國家財政收入，制定本法”。時至今日，在詆毀、攻擊專賣制度的外部雜音中，我們仍然有必要、也可以從《煙草專賣法》中找到答案。

　　第一，“有計劃”，這個計劃外界一直有誤解，認為是煙草的國家計劃，其實是國家的煙草計劃。從具體的實踐來看，“有計劃”既是最為根本的控煙履約，也能有效防止計劃外的趁虛而入、無孔不入；既能充分保證國家財政收入，又能避免追求企業利益而不可控制地刺激消費、過度擴張。煙草行業實行“總量控制、稍緊平衡”的調控方針，體現的即是高度的計劃性。

　　第二，“提高質量”。換句話說，是要在保證煙草制品安全的前提下“提高質量”，這個質量包括保證安全、提升品質、降低危害，實行煙草專賣制度，除了依靠煙草行業自身的科技創新，最大程度提高煙草制品的品質、減少吸食卷煙的危害；也通過有效的市場凈化，打擊假冒、偽劣、走私卷煙，來守衛消費者的煙草消費安全。

　　第三，“維護消費者利益”和“保證國家財政收入”。這個不多講，要防止和糾正的是增加國家財政收入=鞏固專賣制度=維護煙草利益的概念偷換、認知扭曲，除了保證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中式卷煙品牌的持續發展，打假打私的市場凈化，尤其確保煙草市場的有序發展、可管可控，包括煙草行業內部的規范、高效。

　　所以，在“鞏固和完善”的基礎上，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仍然需要進一步“穩固專賣制度”。

　　在確認“穩固專賣制度”合理性和必要性這樣一個大的前提下，中國煙草需要更加充分認識，國家財政收入占比有所下降這一表象背后大國崛起的時代進程，過去煙草行業扮演著“為國家積累資金、支持國家建設”的重要角色，現在以及將來必然的“沒那么重要”之后，該做什么、又該怎么做？如此，“新時代，中國煙草的使命”變得不斷的清晰起來。

　　“保衛煙草主權”。這個觀點，很應景，也很深刻。

　　我的理解，在字面上的主權之外，“煙草主權”至少包含保障卷煙消費安全和維護卷煙市場秩序兩個關鍵，一個是煙草制品包括但不限于傳統煙草制品和加熱不燃燒、電子煙等新型煙草制品，確保安全是頭等大事；另一個是煙草市場的有序發展、可管可控，煙草市場任何時候都亂不得，消費者利益任何時候也都不能受到損害。

　　另一方面，新時代，中國煙草要一如既往承擔好“維護消費者利益”和“保證國家財政收入”的產業責任。只要把握好兩個關鍵，不僅“維護消費者利益”、“保證國家財政收入”有了至關重要的支撐和前提，也從根本上保證了不會為了保證財政收入而因果倒置，不以刺激銷售為前提，不以體制保護為代價，專賣制度也才有存續的法理和道德基礎。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對“健康中國2030”、“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年）”要有高度的責任感、自覺性。不能對理性的控煙履約有任何的抵觸情緒、對抗心理，推進控煙履約既是份內的應盡職責，更是有效的外部監督。短期內，文明吸煙環境建設是重要的途徑和載體；長遠看，不斷地、持續地降低和減少煙草制品危害仍然具有現實性和必要性。

　　正在熱播的紀錄片《美國工廠》，曹德旺對著美國工廠里的中國工人講，“中國人到美國來辦企業，我們最關鍵的不在于賺多少錢，而是讓美國人改變對中國人的看法，對中國的看法”。

　　中國煙草的未來（二）

　　中國煙草的未來（三）

　　中國煙草的未來（四）